稱量天下士

　　相傳婉兒將生時，母親鄭氏夢見一個巨人，給她一秤道：“持此稱量天下士。”鄭氏料想腹中，必是一個男孩，將來必能稱量天下人才，誰知生下地來，卻是一個女兒，鄭氏心中甚是不樂。這婉兒面貌美麗，卻勝過她母親，自幼兒長成聰明伶俐，出世才滿月，鄭氏抱婉兒在懷中戲語道：“汝能稱量天下士么？”婉兒即呀呀地相應。待往后婉兒專秉內(nèi)政，代朝廷品評天下詩文，果然“稱量天下士”。

紅梅妝

　　段成式在《酉陽雜俎》里有這樣一段記載：“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所制以掩黥跡。”上官昭容即上官婉兒。段成式之子（或其侄）段公路在《北戶錄》里敘述得比較詳細：“天后（武則天）每對宰臣，令昭容（上官婉兒）臥于案裙下，記所奏事。一日宰相對事，昭容竊窺，上（唐高宗）覺。退朝，怒甚，取甲刀札于面上，不許拔。昭容遽為乞拔刀子詩。后為花子，以掩痕也。”此說來自于上官婉兒同時代的陳藏器撰寫的《本草拾遺》，故較為可信。然而在后人的記載中，關于婉兒為何受黥刑，卻更為玄乎。

　　古代色情小說《控鶴監(jiān)秘記》中說武則天將上官婉兒倚為心腹，甚至與張昌宗在床榻間交歡時也不避忌她。上官婉兒免不得被引動，加上張昌宗姿容秀美，不由地心如鹿撞。一天，婉兒與張昌宗私相調(diào)謔，被武則天看見，拔取金刀，插入上官婉兒前髻，傷及左額，且怒目道：“汝敢近我禁臠，罪當處死。”虧得張昌宗替她跪求，才得赦免。婉兒因額有傷痕，便在傷疤處刺了一朵紅色的梅花以遮掩，誰知卻益加嬌媚。宮女們皆以為美，有人偷偷以胭脂在前額點紅效仿，漸漸地宮中便有了這種紅梅妝。

　　另有一說是上官婉兒厭惡武則天男寵對自己的調(diào)戲而關閉甬道，致使皇權(quán)象征的明堂因報復被毀，武曌大怒，下旨欲殺之。在宮內(nèi)臨刑前，改變主意，賜給了婉兒生存的機會，卻在她額頭上刻了忤旨二字。總之，此等說法不足為信。

木門寺題詩

　　相傳李賢被母武則天貶為庶人，流放巴州，途經(jīng)木門（今四川廣元市旺蒼縣木門鎮(zhèn)），曾與木門寺內(nèi)方丈在石上曬經(jīng)，巨石上刻有佛像700余尊，曰“曬經(jīng)石”，他寫下“明允受謫庶巴州，身攜大云梁潮洪，曬經(jīng)古剎順母意，堪嘆神龍云不逢”的詩句為自己感到惋惜。后來上官婉兒去巴州看望李賢，行至此地，聞李賢被害，就在“曬經(jīng)石”上修建亭子（惜毀于戰(zhàn)火），題寫《由巴南赴靜州》一詩于亭上，懷念李賢：“米倉青青米倉碧，殘陽如訴亦如泣。瓜藤綿瓞瓜潮落，不似從前在芳時。”

玉簪花神

　　傳說上官婉兒常喜花前讀書，尤愛在夏日的傍晚，伴著玉簪花的幽香，細細品味書中的辭章妙句。以上官婉兒為司玉簪花神是合適的。她的詩作也如玉簪花一樣幽怨傷感，是長期宮禁生活的哀吟。

名門出身

　　上官婉兒是西漢上官桀、上官安、上官期祖孫三代的后裔，唐高宗時宰相上官儀孫女，曾祖父上官弘曾在隋朝時任江都宮福監(jiān)，高祖父上官賢官至北周幽州太守。

　　公元664年（麟德元年），上官儀因替高宗起草將廢武則天的詔書，被武則天所殺，剛剛出生的上官婉兒與母親鄭氏同被配沒掖廷。在掖廷為奴期間，在其母的精心培養(yǎng)下，上官婉兒熟讀詩書，不僅能吟詩著文，而且明達吏事，聰敏異常。

女皇寵幸

　　公元677年（儀鳳二年），武則天召見了年僅十四歲的上官婉兒，當場出題考較。上官婉兒文不加點，須臾而成，且文意通暢，詞藻華麗，語言優(yōu)美，真好像是夙構(gòu)而成。武則天看后大悅，當即下令免其奴婢身份，讓其掌管宮中詔命。

　　墓志載其十三歲為才人，可能是武則天為了免去其奴婢身份而給予的名份。

　　后來武則天稱帝，詔敕多出其手者，時稱“內(nèi)舍人”。不久，上官婉兒又因違忤旨意，罪犯死刑，但武則天惜其文才而特予赦免，只是處以黥面而已。以后，上官婉兒遂精心伺奉，曲意迎合，更得武則天歡心。

　　從公元696年（通天元年）（出自《景龍文館記》，《舊唐書》為圣歷年）開始，又讓其處理百司奏表，參決政務，權(quán)勢日盛。

成為昭容

　　公元705年（神龍元年），張柬之等擁護李唐宗室的大臣發(fā)動神龍政變，武則天被迫退位。神龍政變后，唐中宗復辟，又令上官婉兒專掌起草詔令，深被信任，又拜為昭容，封其母鄭氏為沛國夫人。
上官婉兒與韋皇后、安樂公主亦多往來，屢次勸說韋皇后行武則天的故事，于是韋皇后上表請求規(guī)定全國士民百姓一律為被父親休棄的母親服喪三年。又請求規(guī)定天下百姓二十三歲時才算成丁，到五十九年就免除勞役，改易制度，用來收取人心民望，李顯都準許了。

　　上官婉兒又向韋皇后推薦武三思，將武三思領進宮中，李顯于是開始與武三思商議政事，張柬之等人從此都受到了武三思的遏制。不久，武三思依靠韋皇后和安樂公主等人的支持，相繼設計貶殺了張柬之、桓彥范、敬暉、袁恕己和崔玄暐等五王，權(quán)傾人主，不可一世。上官婉兒又與其私通，并在所草詔令中，經(jīng)常推崇武氏而排抑皇家，致使太子李重俊氣憤不已。

　　公元707年（景龍元年）七月，李重俊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詔發(fā)羽林軍三百余人，殺武三思、武崇訓于其府第，并誅其親黨十余人，又引兵從肅章門斬關而入，叩擊閣門而搜捕上官婉兒。上官婉兒急忙逃至李顯和韋皇后處，并揚言說：“觀太子之意，是先殺上官婉兒，然后再依次捕弒皇后和陛下。”李顯和韋皇后一時大怒，遂帶著上官婉兒和安樂公主登上玄武門躲避兵鋒，令右羽林大將軍劉景仁率飛騎二千余人，屯太極殿前，閉門自守。李重俊兵敗被殺。

　　但據(jù)墓志記載，上官婉兒曾四次向中宗進諫，反對立安樂公主為皇太女，從檢舉揭發(fā)，到辭官不做，再到削發(fā)為尼，都沒有得到唐中宗準許，最終以死相諫。喝毒藥后，太醫(yī)緊急救治，才得以保命。

引領文風

　　上官婉兒深得李顯、韋皇后信任，專秉內(nèi)政，祖父一案也被平反，上官儀追贈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上官庭芝追贈黃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
此后，上官婉兒又經(jīng)常勸說李顯，大量設置昭文館學士，廣召當朝詞學之臣，多次賜宴游樂，賦詩唱和。每次都同時代替李顯和韋皇后和安樂公主，數(shù)首并作，詩句優(yōu)美，時人大多傳誦唱和。對大臣所作之詩，李顯又令她進行評定，名列第一者，常賞賜金爵，貴重無比。因此，朝廷內(nèi)外，吟詩作賦，靡然成風。上官婉兒酷愛藏書，曾藏書萬余卷，所藏之書均以香薰之。百年之后，其書流落民間，依然芳香撲鼻且無蟲蛀。

　　其母鄭氏去世后追謚為節(jié)義夫人，婉兒上表將自己的品級降為婕妤以示哀悼，不久之后恢復。

　　李顯派人又在上官婉兒居地穿池筑巖，窮極雕飾，常引大臣宴樂其中。當時，宮禁寬疏，允許宮內(nèi)官員任意出入。上官婉兒遂與一些宮官在宮外購筑宅第，經(jīng)常與他們交接往來，有的人因此而求得高官要職。中書侍郎崔湜就是因為與上官婉兒在外宅私通，后被引以為相的。不久，崔湜又在主持銓選時，多有違失，被御史李尚隱彈劾，以罪被貶外州司馬；也因上官婉兒和安樂公主為其申理，仍官復原職。

政變被殺

　　公元710年（景龍四年），太平公主勢力日盛，上官婉兒又依附太平公主。六月，李顯突然駕崩，韋皇后將臺閣政職、內(nèi)外兵馬大權(quán)以及中央禁軍等全部安排了自己的黨羽和族人，朝政大權(quán)盡落韋氏之手。上官婉兒與太平公主起草了一份遺詔，立李重茂為皇太子，李旦輔政，韋皇后為皇太后攝政，以平衡各方勢力，然而宰相宗楚客、韋溫更改詔書，勸韋后效仿武則天。

　　得到消息的臨淄王李隆基與太平公主商議，決定先下手為強，7月21日李隆基發(fā)動唐隆之變，以禁軍官兵攻入宮中，殺死韋后、安樂公主及所有韋后一黨，擁立其父李旦。上官婉兒執(zhí)燭率宮人迎接，并把她與太平公主所擬遺詔拿給劉幽求觀看，以證明自己是和李唐宗室站在一起的，劉幽求拿著遺詔求李隆基開恩，但李隆基不許，殺上官婉兒于旗下。后葬于雍州咸陽縣茂道鄉(xiāng)洪瀆原，太平公主非常哀傷，派人去吊祭，并出錢五百匹絹。

　　公元711年（景云二年）七月，復封為昭容，謚號惠文。但據(jù)2013年9月出土的墓志銘可以確定上官婉兒是被葬于唐景云元年八月，其墓志蓋上已刻上了“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銘”，即可確定在上官婉兒死后不久，也即被葬的時候就已經(jīng)恢復了其昭容的稱號而不是史書上記載的死去一年后的景云二年七月。

　　開元初年，李隆基派人將上官婉兒的詩作收集起來，編成文集二十卷，令張說作序。但據(jù)張說所著《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結(jié)合墓志內(nèi)容推測，應該是太平公主上表請求編集文集。此集今佚，《全唐詩》僅收其遺詩三十二首。

　　才華詩文不讓須眉男子，其人品功過頗具爭議。有人贊其文才，有人批其淫媚，極度推崇者有之，輕視鄙視者有之。而她與武則天長達二十七年的共處亦讓后人津津樂道。《舊唐書》、《新唐書》等正史中都對上官婉兒有記載，但較為體現(xiàn)她奉承權(quán)貴、淫亂宮闈，并操縱政治，控制朝綱的負面事件。但與上官婉兒同時代的文人，如張說、武平一等對其人其事評價很高，至近代以來，愈發(fā)被學者推崇。上官婉兒以一介女流，影響一代文風，這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是很少見的。她不僅以其詩歌創(chuàng)作實績，而且通過選用人才、品評詩文等文學活動倡導并轉(zhuǎn)移了一代文風， 成為中宗文壇的標志者和引領者。對于當時文壇的繁榮和詩歌藝術(shù)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關于上官婉兒私通武三思、崔湜，最早出于五代時期劉昫的《舊唐書》，在唐代當時的文獻中卻幾乎沒有這方面的相關記載，《景龍文館記》中倒有一句“而晚年頗外通朋黨，輕弄權(quán)勢，朝廷畏之矣”，這個“通”字可以是私通，也可以是交接往來，并不能斷定婉兒與其有染。由此不得不猜測劉昫僅僅是把一件可能存在的事當成了言之鑿鑿的史實。由于相關史料的缺乏，一般都以正史而論，但可以肯定上官婉兒在當世的評價遠高于后代史書中，這種差異可能在于后代史官對女性參與政事的抨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