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與白居易
　　白居易與元稹是當時唐代齊名的大詩人，他們的詩歌理論觀點相近，共同提倡新樂府，結成了莫逆之交，世人將

　　聞樂天授江州司馬 他們并稱為“元白”。兩人之間經常有詩歌唱和，即使兩人分處異地，也經常有書信往來，并發明了“郵筒傳詩”。一次，元稹出使到東川，白居易與好友李建同游慈恩寺，席間想念元稹，就寫下了《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

　　而此時正在梁州的元稹也在思念白居易，他在同一天晚上寫了一首《梁州夢》：

　　“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

　　后來兩人都先后遭貶，分別被放置外地做官。于是他們經常聯絡，互相鼓勵和慰藉。如白居易所說的那樣，兩人終其一生都是友情極其深厚的“文友詩敵”。白居易有詩寫道： “君寫我詩盈寺壁，我題君句滿屏風；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

　　白居易這樣評價元稹“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難”，并說他們之間的友誼是“一為同心友，三及芳歲闌。花下鞍馬游，雪中杯酒歡。衡門相逢迎，不具帶與冠。春風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為同登科，不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無異端。”而元稹對白居易關心，更凝結成了千古名篇《聞樂天授江州司馬》。

元稹與崔鶯鶯
　　元稹的原配夫人是韋叢，娶韋氏之前曾與一女子頗有私情，此女便是崔鶯鶯。關于崔鶯鶯，描寫較多的乃是元稹的《鶯鶯傳》（又叫《會真記》），《鶯鶯傳》則成為王實甫撰寫《西廂記》的藍本。

　　唐貞元十五年（799年），元稹到蒲州（今山西永濟市）任小職，與其母系遠親崔姓之少女名“雙文”者（即后來傳奇小說《鶯鶯傳》中的崔鶯鶯）戀愛。崔鶯鶯才貌雙全，而且家中富有，但畢竟沒有權勢，這與元稹理想中的婚姻存在很大距離。根據唐代的舉士制度，士之及第者還需要經過吏部考試才能正式任命官職，所以元稹于貞元十六年（800年）再赴京應試。元稹自從赴京應試以后，以其文才卓著，被新任京兆尹韋夏卿所賞識，且與韋門子弟交游，從而得知韋夏卿之女韋叢尚未許配與人，于是意識到這是一個走門路、攀高枝的絕好機會。貞元十九年（803年），元稹與白居易同登書判撥萃科，進入秘書省任校書郎。求官心切的元稹考慮到崔鶯鶯雖然才貌雙全，但對他的仕途進取沒有多大幫助，所以權衡得失，最后還是棄鶯鶯而娶了韋叢。也許是受良心的譴責，也許是對初戀情人崔鶯鶯的難以忘懷，所以很多年以后，元稹以自己的初戀為原型，創作了傳奇小說《鶯鶯傳》，即后來《西廂記》的前身。

　　在《鶯鶯傳》里，元稹開篇這樣寫道：“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張生游于蒲時，在軍人騷亂搶掠中保護了寡母弱女的崔姓表親，由此識得表妹崔鶯鶯。崔鶯鶯“垂鬟接黛，雙臉銷紅”的美麗，“顏色艷異，光輝動人”的俏麗讓張生頓生愛慕。后來，在鶯鶯丫環紅娘的幫助下，張生與鶯鶯私會西廂下，成了云雨。自此之后，鶯鶯“朝隱而出，暮隱而人”，與張生私會。《鶯鶯傳》里的張生其實就是元稹自己當年與崔鶯鶯的故事，張生為元稹自寓。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元稹以張生自寓，述其親歷之境。”元稹還寫了“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意思是他對其她女色絕無眷戀之心，除“君”之外，再沒有能使自己動情的女子了。

元稹與韋叢
　　元稹和妻子韋叢的半緣情深為人津津樂道，元稹曾經留下“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這千古傳誦的佳句，就是元稹悼念亡妻韋從而作的。

　　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年），太子少保韋夏卿的小女兒年方二十的韋叢下嫁給二十四歲的詩人元稹。這樁婚姻有很大的政治成分，當時二十四歲的元稹科舉落榜，但是韋夏卿很欣賞元稹的才華，相信他有大好前程，于是將小女兒許配給他，而元稹則是借這樁婚姻得到向上爬的機會，不過兩人在婚后卻是恩愛百般，感情非常好。以韋叢的家庭背景，下嫁給元稹對于當時的元稹來說就好像天女下凡一樣。她不僅賢惠端莊、通曉詩文，更重要的是出身富貴，卻不好富貴，不慕虛榮，從元稹留下來幾首那時期的詩來看，當時正是他不得志的時候，過著清貧的生活，韋叢從大富人家來到這個清貧之家，卻無怨無悔，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關心和體貼丈夫，對于生活的貧瘠淡然處之。元稹原本以為這只是一個政治上晉升的途徑，卻沒想到韋叢是這樣一個溫柔的女子、體貼的嬌妻。古話說，百無一用是書生，婚后元稹忙著科試，家中的家務全是韋叢一人包辦，而婚前她是大戶人家的千金、父親疼愛的小女兒，韋叢的賢惠淑良可想而知，所以元稹在數年以后，總還是會忍不住想起與他共度清貧歲月的結發妻子韋叢。

　　唐憲宗元和四年（809年），韋叢因病去世，年僅二十七歲。此時的三十一歲的元稹已升任監察御史，幸福的生活就要開始，愛妻卻駕鶴西去，詩人無比悲痛。韋叢營葬之時，元稹因自己身縈監察御史分務東臺的事務，無法親自前往，便事先寫了一篇情詞痛切的祭文，托人在韋叢靈前代讀。但即便如此，到了下葬那天，元稹仍情不能已，于是又寫了三首悼亡詩，這就是最負盛名的《三遣悲懷》（即《遣悲懷三首》）。元稹對妻子一直有深切的思念和無法釋懷的悲傷，韋叢與他同苦七年，卻在他即將飛黃騰達的時候離開了他，而元稹能做的只有祭奠亡故的愛妻，以及在詩中寫下自己的思念。‘‘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貧賤的夫妻總是這樣，盡管互相恩愛卻因為物質條件的貧瘠而無法讓心愛的人過得更加幸福，韋叢因為幾組情意綿綿的詩歌而永遠留在了后世讀者的心中。

元稹與薛濤
　　元稹和唐代才女薛濤的愛情故事是中唐文藝界最出名的愛情故事之一，雖然這場愛情是無疾而終，但正因為沒有結果，反而更有“余味”。

　　薛濤是唐代著名的女詩人，她制作的“薛濤箋”一直流傳到至今。她才貌過人，不但聰慧工詩，而且富有政治頭腦。雖然身為樂伎，但心比天高，十分鄙視那些貪官污吏，達官貴人。

　　唐元和四年（809年）三月，當時正如日中天的詩人元稹，以監察御史的身份，奉命出使地方。他久聞蜀中詩人薛濤的芳名，所以到蜀地后，特地約她在梓州相見。與元稹一見面，薛濤就被這位年僅三十一歲的年輕詩人俊朗的外貌和出色的才情所吸引。兩人議詩論政，情誼漸深。在薛濤的支持下，元稹參劾為富不仁的東川節度使嚴礪，由此得罪權貴，調離四川任職洛陽。從此兩人勞燕分飛，關山永隔。

　　分別已不可避免，薛濤十分無奈。令她欣慰的是，很快她就收到了元稹寄來的書信，同樣寄托著一份深情。勞燕分飛，兩情遠隔，此時能夠寄托她相思之情的，唯有一首首詩了。薛濤迷上了寫詩的信箋。她喜歡寫四言絕句，律詩也常常只寫八句，因此經常嫌平時寫詩的紙幅太大。于是她對當地造紙的工藝加以改造，將紙染成桃紅色，裁成精巧窄箋，特別適合書寫情書，人稱薛濤箋。才子多情也花心但薛濤對他的思念還是刻骨銘心。她朝思暮想，滿懷的幽怨與渴盼，匯聚成了流傳千古的名詩《春望詞》。

　　由于兩人年齡懸殊過大，三十一歲的元稹正是男人的風華歲月，而薛濤即便風韻綽約，畢竟大了十一歲。另外更重要的是，薛濤樂籍出身，相當于一個風塵女子，對元稹的仕途只有負作用，沒有正能量。對于這些，薛濤也能想明白，并不后悔，很坦然，沒有一般小女子那種一失戀便尋死覓活的做派。于是薛濤從此她脫下了極為喜愛的紅裙，換上了一襲灰色的道袍，她的人生從熾烈走向了淡然，浣花溪旁仍然車馬喧囂，人來人往，但她的內心卻堅守著一方凈地。

家族背景
　　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別字威明，唐河南府東都洛陽（今河南洛陽）人，父元寬，母鄭氏，為北魏宗室鮮卑族拓跋部后裔，是什翼犍之十四世孫。元稹家族久居東都洛陽世代為官，五代祖元弘，官至隋北平太守，四代祖元義端，官至唐魏州刺史，曾祖元延景，為歧州參軍，祖父元悱官至南頓縣丞，父親元寬任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

早年經歷
　　唐代宗大歷十四年（779年）二月，元稹出生于東都洛陽城南，八歲那年父親元寬因病去世，出生書香門第的母親鄭氏，用柔弱的肩膀擔起了元稹上學的擔子。天資聰穎的元稹不負母親厚望，15歲參加朝廷舉辦的“禮記、尚書”考試，實現兩經擢第；23歲登吏部科，授校書郎；28歲應制“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考試，授左拾遺，職位為從8品。早年元稹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樂府運動”，后人把他和白居易并稱“元白”。

初進宦海
　　唐德宗貞元九年（793年），十五歲的元稹以明兩經擢第。唐代科舉名目甚多，而報考最多的科目則為進士和明經兩科。不過兩科相比也有難易之分，進士科難，“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科“倍之，得第者使一二”，故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之說，而唐代文人也更為看重進士科。元稹為盡快擺脫貧困，獲取功名，選擇投考的為相對容易的明經科，一戰告捷。及第之初的元稹卻一直無官，閑居于京城。但他沒有終止勤奮學習。家庭藏書給他提供了博覽群書的條件，京城的文化環境和他的廣泛興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養。次年得陳子昂《感遇》詩及杜甫詩數百首悉心讀之，始大量作詩。

　　貞元十五年（799年），二十一歲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于河中府。此時，正當駐軍騷亂，蒲州不寧。元稹借助友人之力保護處于危難之中的遠親。亂定，與其家少女相愛。不久，元稹牽于功名，西歸京城應制科試。

選婚高門
　　貞元十八年（802年）冬，元稹再次參加吏部試。次年春，中書判拔萃科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貞元十九年（803年），二十四歲的元稹與大他八歲的白居易同登書判拔萃科，并入秘書省任校書郎，從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好友。元稹出身中小地主，門第不高，只有入仕以后，才有結婚高門的資本，如今作了校書郎，這時，元稹正值風華正茂，才華橫溢，自然就把終身大事提上了日程。據韓愈《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墓志銘》云：“選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祺時始以選校書秘書省中”，元稹授校書郎后不久便娶韋夏卿之女韋叢為妻。十月，岳父韋夏卿授東都洛陽留守，赴東都洛陽上任，由于韋叢是”謝公最小偏憐女”，割舍不下，于是元稹、韋叢夫婦一同侍從韋夏卿赴洛陽，元稹夫婦就住在東都洛陽履信坊韋宅。元稹次年初才返回京城，而依據元稹詩文韋從則久居洛陽，這一階段元稹因家事多次往返于京城與洛陽。

一貶江陵
　　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元白同及第，登第者十八人，元稹為第一名，授左拾遺。元稹一到職立刻接二連三地上疏獻表，先論“教本”（重視給皇子選擇保傅），再論“諫職”、“遷廟”，一直論到西北邊事這樣的大政，同時旗幟鮮明地支持裴度（時任監察御史）對朝中權幸的抨擊，從而引起了憲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見。元稹奉職勤懇，本應受到鼓勵，可是因為鋒芒太露，觸犯權貴，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滿，九月貶為河南縣尉。白居易罷校書郎，亦出為縣尉。此時，母親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此后，三十一歲的元稹被提拔為監察御史。

　　元和四年春（809年），奉命出使劍南東川。初登官場，意氣風發，一心為民，報效國家，遂大膽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許多冤案，得到民眾的廣泛歡迎和崇高贊譽。白居易更是作詩贈他“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申”。這一舉動觸犯了朝中舊官僚階層及藩鎮集團的利益，很快他們就找了機會將元稹外遣——分務東臺。東臺就是東都洛陽的御史臺，用意在于將他排擠閑置。即便遭受到這樣的打壓，元稹仍然堅持為官之初的原則，秉公執法。同年，正值仕途受挫時，其嫻熟聰慧的妻子韋叢盛年而逝，韋叢之死，對元稹打擊很大，使他常常夜不能寐。由于難遣傷痛，元稹寫下了有名的悼亡詩——《遣悲懷三首》。

　　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彈奏河南尹房式（開國重臣房玄齡之后）不法事，被召回罰俸。途經華州敷水驛便宿于驛館上廳，恰逢宦官仇士良、劉士元等人在此，也要爭住在上廳，元稹據理力爭，卻遭到仇士良的漫罵，劉士元更是上前用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鮮血直流，最終被趕出了上廳。后來唐憲宗便以“元稹輕樹威，失憲臣體”為由，貶元稹為江陵府士曹參軍。從此開始了他困頓州郡十余年的貶謫生活。

二貶通州
　　元稹因才華出眾、性格豪爽不為朝廷所容，流放荊蠻近十年。隨即白居易也貶為江州司馬，元稹量移通州司馬。雖然通州、江州天遠地隔，可兩人來往贈答，計所做詩，有自三十韻、五十韻直至百韻者。江南人士，驛舍道途諷誦，一直流傳至宮中，里巷之人互相傳誦，致使市上紙貴。由詩中可知其流離放逐之心境，無不凄惋。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三十七歲的元稹一度奉詔回朝，以為起用有望。途經藍橋驛曾題詩留贈命運相似的友人劉禹錫、柳宗元。抵京后，與白居易詩酒唱和，意氣風發。元稹收集詩友作品，擬編為《元白還往詩集》，但書稿未成，卻突然與劉禹錫、柳宗元一同被放逐遠州。元和十年（815年）三月，元稹“一身騎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馬。流落“哭鳥晝飛人少見，悵魂夜嘯虎行多”（《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瘧疾，幾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興元府求醫。潦倒困苦中，詩人只能以詩述懷，以友情相互慰藉。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響力的樂府詩歌《連昌宮詞》和與白居易酬唱之作180余首。

三貶同州
　　隨著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稹知己舊識崔群、李夷簡、裴度相繼為相，逐漸改變了他在政治上長期受壓抑的處境。元稹于元和十三年（818年）已代理通州刺史，歲末，轉虢州長史。元和十四年冬（819年），唐憲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對其詩文深為贊賞，“以為今代之鮑、謝也”。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及位后，因宰相段文昌之薦，元真授祠部郎中、知制誥。唐穆宗為太子時已喜愛元稹詩歌，此時特別器重于他，經常召見，語及兵賦及西北邊事，令其籌畫。數月后，被擢為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與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紳俱以學識才藝聞名，時稱“三俊”（《舊唐書·李紳傳》）。在迅速升遷的同時，元稹陷入了尖銳復雜的政治斗爭漩渦，與李宗閔的積怨爆發，埋下黨爭的種子。不久，由于誤會等原因，裴度彈劾元稹結交魏宏簡，元稹被罷承旨學士，官工部侍郎。次年春，元稹、裴度先后為相。在唐王朝與地方軍閥的斗爭中，元稹積極平息騷亂，擬用反間計平叛。可覬覦宰相之位的李逢吉與宦官勾結，派人陰謀誣告元稹謀刺裴度，后雖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時罷相。元稹出為同州刺史。

　　長慶三年（823年），他被調任浙東觀察使兼越州刺史。唐敬宗寶力元年（825年），元稹命所屬七州筑陂塘，興修水利，發展農業。在浙東的六年，元稹頗有政績，深得百姓擁戴。

四貶武昌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九月，元稹入朝為尚書左丞。身居要職，有了興利除弊的條件，他又恢復了為諫官時之銳氣，決心整頓政府官員，肅清吏治，將郎官中頗遭公眾輿論指責的七人貶謫出京。然而因元稹素無操行，人心不服。時值宰相王播突然去世，李宗閔正再度當權，元稹又受到排擠。大和四年（830年）正月，元稹被迫出為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大和五年（831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病，一日后便在鎮署去世，時年五十三，死后追贈尚書右仆射，白居易為其撰寫了墓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