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來訪

　　民國十三年（1924年）4月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來華，慕其名，由徐志摩陪同至西湖相訪，泰戈爾以印度詩壇代表的身分，贈給陳三立一部自己的詩集，并希望陳三立也同樣以中國詩壇的身分，回贈他一部詩集。陳三立接受書贈后，表示謝意，謙遜地說：“您是世界聞名的大詩人，是足以代表貴國詩壇。而我呢，不敢以中國詩人代表自居。”后兩人比肩合影，傳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

　　松林趣事

　　民國十八年（1929年）11月，由次子陳隆恪夫婦陪同，乘輪溯江而上，終于登上廬山，卜居于牯嶺新宅“松門別墅”一說“松林別墅”，賦詩傾訴：“鄉夢醒鳴鞭，始覺身如鳥”，打算“息影松林徑，洗夢澗瀑流”。年近八十的他，遍覽山南山北的風景名勝，寫下了許多寄情詠物的詩篇，名為《匡廬山居詩》，石印成冊，以贈親友。山居期間，蔣介石曾到牯嶺避暑，很想見見他，特派專人登門聯系。他不愿與當政者交往，對來人說：“我已經是一個不聞世事的世外之人，即使我們會晤了，也沒有什么可談的，我看還是不必來見吧。”

　　銅元與銀元

　　一天，陳三立出門回家，雇了一輛人力車代步，事先也沒有講論價錢，等到家門口付車費時，他從口袋中摸索到兩個銅子兒，便拿出來給了人家。這不合常價，車夫自然嫌少，便“龂龂以爭”。

　　老陳便又各衣袋里去翻，結果找出一枚銀元，加付給了車夫。可車夫還是“喧呶不已”。這下老陳生氣了，說：“給銅元你爭，給你銀元還是爭，怎么這樣討厭！”說罷便昂然走進家門，不再搭理人家。這時聽見他們爭吵聲的家人趕快出來，問車夫怎么回事。車夫說：“開始你家主人給我區區兩個銅子兒，怎能償我的勞力？后又付給一塊銀元，可我那能找得開？所以和他理論。”家人明白，主人是根本不知道大致的車腳之價，加付一銀元也不要人家找的；而這個車夫又是憨厚耿直之人，以為收一塊銀元太多了，也是常例所未有的事情，所以為找不開錢同樣著急。家人于是問車夫：“你想要多少錢？”車夫回答：“至少四毛錢。”家人便如數付了，取回了那塊大銀幣。車夫離去，一家人相與大笑，惟獨老陳不知笑的什么，自己“執卷咿唔”，埋頭讀起書來。

　　仗義執言

　　有個同樣以清朝遺老自居的李瑞清（字梅庵，或以“梅翁”稱之），他在患瘡疾僵臥不能行動的困境下，仍是連民國政府的間接資助也堅卻不受，只靠賣字鬻畫的收入維持殘生。因為他一貫持節自好，故有“清道人”之稱。當時在他所居的上海，以“遺老”自命的人還有不少，但他們中有些是口是心非的主兒，標榜“持節不染”，而“臨財則又往往變易面目”，竟還以“不拘小節”自解。此輩對李瑞清的做法頗為嫉恨，意思當然是：你老兒真真這么清高，豈不反襯得吾儕鄙污失節？于是乎，就想法變招地報復于他。正好當時李瑞清的寡嫂想攘奪其出賣字畫之資而未能如愿，便對小叔子污言穢語。這下想報復梅翁的遺老們更有了造謠的素材，乃廣為宣傳，并相互慶幸地說：“這下可以叫這個‘清道人’無地自容矣！”可以想見，他們大肆傳揚的，無非是梅翁因對寡嫂有非分之圖而被斥罵之類帶緋聞色彩的東西。

　　在中傷梅翁這件事情上，有一個人（所據材料中隱其名）顯得尤其卑劣，惹得陳三立大為不忿，說：“若輩心術如此，尚可自鳴高潔耶？若不斂跡，我必當大庭廣眾，痛揭其勾心斗角之詭術！”機會果然來了。這天，“遺老”一班人聚合宴會，陳三立當著眾人的面突然對那人大聲呵斥：“我要代清道人打你的耳光！”有個叫沈曾植（字子培）的同道也起而助威。這下使得參與傳謠誣人者驚羞交加，相與逃席而去。經此一場，無聊之輩們不得不有所“斂跡”，謠諑平息下來，陳三立算是幫了“清道人”的一個大忙。

　　陳三立不但是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國近代史上諸多重要事件的參與者。

　　湖南維新

　　早年襄助其父陳寶箴在湖南維新變法，提倡新學。在湖南輔佐父親推行新政，在整頓吏治、革新文化教育，羅致維新人才等方面，陳三立多所贊劃，贏得了極高的社會聲譽。與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等四人一起被稱為“維新四公子”。

　　同光體詩人

　　“同光體”是近代閩派、贛派等各種詩派的總稱。“戊戌變法”后一心致力于詩，寫出《渡湖至吳城》、《城北道上》、《園居看微雪》等多部優秀作品，是近代“同光體”詩派的領袖人物，被譽為中國最后一位傳統詩人。

　　陳三立生于1853年10月23日，年少博學，才識通敏，灑脫而不受世俗禮法約束。

　　1880年（光緒六年）隨父往河北分巡道今河南武陟縣。

　　1882年（光緒八年）入鄉試，因惡時文，自以散文體作答，主考陳寶琛賞識其才，破例錄為舉人。1886年（光緒十二年）會試中式。返長沙，與王闿運等人結碧湖詩社。1889年（光緒十五年）參加殿試，中三甲四十五名進士，授吏部主事，旋棄職。侍父在湖北布政使任所，曾應張之洞邀，為兩湖書院校閱試卷。其間應易順鼎邀，兩游廬山南北。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甲午戰爭后，李鴻章赴日簽訂《馬關條約》，陳三立聞訊激憤異常，曾電張之洞：“吁請誅合肥以謝天下。”當時其父寶箴任湖南巡撫，推行新政，他往侍父側，襄與擘劃。在羅致人才、革新教育方面效力尤多。1898年戊戌政變時，因“招引奸邪”之罪被革職不用。后隨父返江西，居西山“青廬”。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陳三立移居南京，未幾喪父。家國之痛，陳三立更無心于仕途，于金陵青溪畔構屋十楹，號“散原精舍”。常與友人以詩、古文辭相遣，自謂“憑欄一片風云氣，來做神州袖手人。”陳三立早年雖有“吏部詩名滿海內”之譽，但《散原精舍詩集》所收乃自此始。 此后雖不問政，為社會興利仍極熱忱。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辦家學一所，又贊助柳詒徵創辦思益小學堂。讓出住宅作課堂，延聘外國教師，開設英語及數、理、化新課目；注重德、智、體、美全面發展；還廢除“八股文”和跪拜禮節，禁止死背課文及體罰學生，創新式學校的先例。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初，曾與李有芬創辦江西鐵路公司，并擬倡修南潯鐵路，惜因事未果。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湖南工商界追念陳寶箴父子推行新政，振興實業，奏請為寶箴塑銅像，為陳三立授宮職，被其斷然拒絕。同年夏，義寧州大荒，銅鼓雙坑饑民往宜豐天寶買糧，富商何大毛誣稱“匪徒搶劫”，并說“寧州遍地是匪”，挑起斗毆，殺死雙坑饑民57人，雙坑人控訴不得上達，求助陳三立，陳主持正義，具陳上疏，終獲刑部詳察，嚴懲主犯及當地知縣，冤案大白。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袁世凱行君主立憲，委陳三立任參政議員，未肯就。

　　1926年（民國十五年），陳三立由杭州到上海寄寓三載。

　　1930年（民國十九年），陳三立倡議重修《廬山志》 ，委托吳宗慈專主。為了使志書更為完善一些，他還特別約請了著名學者李四光、胡先引等撰寫有關條目。另外，在具體的編修過程中，陳三立特別強調了修撰體例的問題，強調志例應尊重科學，志文因時代不同，允許文體有別，做到“舊從其舊，新從其新”。

　　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事變”中日軍侵占上海閘北，陳三立居牯嶺，日夕不寧，于郵局訂閱航空滬報，每日閱讀。據說，當時的他曾于一晚做夢時喊出“殺日本人”之類的話語。憂國之心可見一斑。

　　1933年（民國二十二年），曾經的好友鄭孝胥投靠日本，輔佐溥儀建立偽滿政權，陳三立痛罵鄭“背叛中華，自圖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詩》時，忿然刪去鄭序，與之斷交。

　　1934年（民國二十三年），陳三立離開廬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處遭八國聯軍破壞，連嘆“國恥”！

　　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他表示：“我決不逃難！”聞有人議論中國必敗，他怒斥：“呸！中國人豈狗彘耶？豈貼耳俯首，任人宰割？”北平、天津相繼淪陷。日軍欲招致陳三立，百般游說，皆不應許。偵探日伺其門，陳三立怒，呼傭拿掃帚將其逐出。從此五日不食，憂憤而死，享年85歲。

　　1945年江西省政府1713次省務會議決定：將設在修水境內的贛西北臨時中學改為省立散原中學，1948年遷葬杭州牌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