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詩題為“有會而作”，“會”即會意之會，指有所感悟和領會。詩通篇直抒胸臆，寫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體的事由放在序中作為背景交代。究其緣起，乃是值歲暮之際，新谷未收，又適逢災年，糧食匱乏到了難以充饑的地步。這種困厄艱苦的境遇似毫無詩意可言，而詩人卻從中激揚起對生命的執著之情。詩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貧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時期，“家乏”是不甚寬裕的意思，“更長饑”就每況愈下，連起碼的生存條件也難乎為繼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實感和體驗把這種境遇具體化：“菽麥”兩句說只要有粗食充饑就已心滿意足，欲吃粱肉更簡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兩句極言饑寒之切，“惄如”，饑餓狀；“亞九飯”，或是“無惡飯”的訛誤，意謂饑餓時進食無不覺得可口；“當暑厭寒衣”則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為累贅。這幾句寫得惻惻動人，非親身經歷備嘗滋味者不能道。“歲月”兩句又一筆兜回，將辛酸凄苦而又無可奈何的悲涼心情和盤托出。這里說的“歲月暮”，既指臨近年末，又指老之將至。人生本來短暫，而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從中來！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質上極度匱乏的憂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兩句更是感慨系之，從而以為下文的張本。

　　詩人并“不戚戚于貧賤”，面對人生的苦難，他反而更加珍視生命。詩人是從身、心兩個方面來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沒空自遺”四句，是先從“身”方面說。詩人借著對一個故事的評說，弘揚了富有哲學意味的“貴生”精神。這個故事見于《禮記·檀弓》，大意謂齊國饑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饑者蒙袂而來，黔敖曰：“嗟，來食！”饑者因不食嗟來之食而死。詩人從重生的立場，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對蒙袂者的行為則持批評態度。這種貴生思想的淵源主要來自莊子。莊子主張“保身全生”，反對“危身棄生以殉物”，《莊子·駢姆》說：“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圣人則以身殉天下。……其于傷性，以身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應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為了區區一事的榮辱而輕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當外界的險惡環境使人淪于極其卑微可憐的地步時，這種強調個體生命存在的貴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種精神支柱和自衛武器。詩人為了與苦難抗衡而從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氣，因此也是不無積極意義的。“斯濫豈攸志”以下四句，又是從“心”的方面說。詩人不僅重視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視對生命意義的自覺把握。“斯濫”、“固窮”兩句，語出《論語·衛靈公》。詩人意謂在貧賤中有無操守，正涇謂分明地把生命的價值判然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貧樂道，從而身處憂患之中，卻獲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為物役，自甘沉淪，終于在隨波逐流中汩沒了自己的天性。詩人選擇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賢作為師法的榜樣而自勉。最末的“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兩句，表現了主人公以固窮之志直面患難的堅強決心。詩人從“貴生”、“守志”也即身心兩個方面領悟了生命的真諦，這就是此詩“有會”的主旨所在。陶淵明把莊子對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強不息精神結合起來，從而表現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揚，表現出歷劫不滅、睥睨憂患的內在力量。現實的色調愈是灰暗和沉悶，其主體精神反而愈見活躍和高昂。陶淵明其人其詩之所以感召了無數后人的奧秘，其實就正在于此。

　　全詩四句為一層次，結構嚴謹，而句法縱收反正，夭如矯龍。第二層次述及何以卒歲，以之引導第三層次對不食“嗟來之食”的非議，反映了自己苦況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經過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濫為反，固窮為正。疑團頓然冰釋，主題豁然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