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前六句寫離別時的送別場面，運用頂真修辭手法，將這幾句一線貫穿。接連出現兩個“離聲”和“涕零”。增強了詩的纏綿悱惻之情。給詩定了沉郁的基調。詩的首句，借用驚弓之鳥的典故，用以比喻“倦客惡離聲”——久倦羈旅的游子最厭惡、最害怕的便是離歌之聲，勾出倦客惡離別的心理狀態。為突出其表達效果，連用兩個“惡”字來充分烘托游子極度厭惡、畏忌遠行的氣氛，既增強了類比性，也加重了感情色彩。但是，“惡”之偏至，這就是人世間之所以有不幸的一個原因吧。第三句的開頭便用“離聲”二字頂上，聲情之急，節奏之緊，直令人難以喘息。“離聲”一出，不僅去者傷情，就連送行的賓客和駕車的仆夫亦不禁潸然淚下，誠所謂“一曲離歌兩行淚”，“天涯去住各沾巾”。此情此境，行子更難自持，只見他傷心落淚，揮淚而去，去去又回，依依話別。這幾句由聲而寫到情，由己之情寫到賓御之情，由賓御之情再回到己之情，回環往復，層層遞進，把那種兩情互感的情緒、場景和氣氛，表現得一氣貫注，淋漓盡致，以上將離情寫足。下面兩句說片刻的分離都會使人難受，何況是遠游異鄉的長久別離呢。敘議結合指出如此離傷的原因。應該說這個議論也是充滿真情實感的，所以譚元春說它“甚真甚真，有情人之言”（《古詩歸》）。因果相依，不著痕跡地為詩的上一段作了小結。同時，“異鄉別”又為下一段寫離鄉遠行之況作了準備。這種“住而未住”、“藕斷絲連”的轉接方式，很像詞中的“過片”。可以想見詞中的一些藝術手法，在詩人的創作中早有實踐，只不過沒有明確地上升為一種文學形式（詞）中的自覺的藝術法則。

　　詩的第二段說車兒在漫漫長途上遠行，顛簸搖晃了一天，又是日落黃昏，夜幕籠罩了靜寂的大地，眼看周圍的人家都掩門入睡了，可是遠行的游子直到半夜才盼得一頓晚餐。黑夜里，聽著野風呼號，草木哀鳴，更令人肝腸寸斷。這幾句由白天而寫到夜晚，其間有人、有事、有景、有情，脈絡清晰，豐而不雜，將行役之苦寫得歷歷在目。“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兩句引向對游子征途中苦難生活的描述。“遙遙征駕遠”以下六句，游子驅車不停地走向遙遠的地方，白日杳杳又到傍晚了。這個時候，在家的人早已關起門來唪覺，而在外的游子，午夜還在做飯。野外的寒風吹動草木，發出蕭蕭的聲響，游子不由悲從心生，肝腸欲斷。詩人這幾句詩，寫出了漂泊天涯，流浪江湖游子的真實感受。“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兩句，詩人運用平常的事物，從衣、食這兩個角度做比，寫出游子在外的“酸”、“苦”，耐人尋味。這里突然插入兩個比喻——吃梅總覺得酸，穿著葛麻布衣總是難以御寒的——這必然之理人人皆懂，然其酸、寒之狀，他人難言，而只有食者、衣者自知。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那就是“必然”與“自知”。行役之苦，只有行子自知，自傷自苦，真切深刻，更為感人；而“必然”又為下文設置了前提，食梅苦酸，衣葛苦寒，一如人情苦別，乃事之必然，無法回避。即使在賓朋滿座，絲竹盈耳之時，憂傷的游子亦無法表現出一絲歡顏，正是“長路關山何日盡，滿堂絲竹為君愁”（張謂《送人使河源》）。有時候自己也想長歌自慰，但其結果呢，只有引來更深長的愁恨。這就意味著不論客觀環境如何，亦不論主觀努力如何，行子之愁，愁不可銷。詩人總是力圖透過離愁表象的描述，以回折頓挫的筆法，將詩思引向更深刻更概括的情理之中；詩中的比喻用得靈活生動、自然貼切，有的能領起全篇，有的則能網絡上下，在情理表達，敘事邏輯，章法結構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最后四句詩人滿腹憂愁，坐于席上，即便絲竹滿座，仍不能忘掉憂愁。要唱辭長歌來聊以自慰，哪知更牽動起心中的悲苦。可這僅僅是“長恨”的開始，日后苦難“萬端”會源源不斷涌來，腹中悲苦，難于化解，足見其悲苦之深重。

　　詩歌開篇就用了一個新奇驚人的比喻，把疲于奔波的人對再一次起程比為驚弓之鳥。鳥是因為身體受傷，而人則是心里受傷。因此，當受傷的心再一次聽到別離之聲，立時緊張而痛苦，完全沒有宴飲的心情。再想到自己別離后的遙遙征程，曾經奔波的情景一時跳入腦海。而在傍晚時分，更是令人心碎。別離之后，一邊是親友家人的無盡孤獨，一邊是游子茫茫的征途。想到這些，再好的東西，都無法下咽，再動聽的音樂，也毫無意義。那憂傷的心情，那痛苦的臉色，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開解了。最后，詩人說，本想振作起來，唱一支歌，自我寬慰，但未曾想到，長歌未盡，憾恨之心再起。這首詩詩人巧妙化用典故，合理運用頂真修辭渲染烘托氣氛，格調沉郁，感情真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