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州晝錦堂記》是一篇記事散文。文章名為晝錦堂記，實際上主要寫了魏國公韓琦非凡的志向和功績，贊揚了他“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遠大理想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豐功偉業(yè)。

　　文章先寫了古往今來對官至將相、富貴還鄉(xiāng)的看法，然后以蘇秦（季子）、朱買臣為例，說明讀書人窮困時，連庸人孺子都可以輕侮他，一旦他成了達官顯貴，那些庸夫愚婦一而俯首請罪，一面懊悔嗟嘆，而春風得意的一介之士則趾高氣昂。這就是過去人們常說的衣錦還鄉(xiāng)。然后，作者筆鋒一轉，寫“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一句話，“收拾前文，振起下意”。作者簡要介紹了魏國公的身世經(jīng)歷之后，著重說明了做將相，得富貴，都是他早就應當有的；而且作為儀仗的大旗和三公的命圭，禮服都不足以顯示他的榮耀和顯赫；只有恩及百姓，功在國家，并名垂青史、光照后代，才是他的志向。然后，作者介紹了相州晝錦堂的來歷，由晝錦堂的石碑上的詩又談到魏國公對富貴的態(tài)度和他的志向，并描述了他為官從政的不凡表現(xiàn)。因而贊嘆道：魏國公的豐功偉績，被刻于鐘鼎，譜進樂章，乃國家之光榮，不單是鄉(xiāng)里的榮耀啊。最后作者表明了寫作此文的動機。

　　為了突出魏國公的超凡脫俗，反映他高遠的抱負，歐陽修主要采取了對比的寫作方法。官至將相，衣錦還鄉(xiāng)，是一般讀書人所追求的，也是常人所羨慕和贊嘆的。作者先對此渲染一番，然后寫“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對比十分強烈；什么將相富貴，是他早就應該有的；他不象僥幸得志的人，在庸俗的世人面前自夸炫耀；常人引為榮耀的作為儀仗的大旗，不足以表現(xiàn)他的榮耀，常人所追求的三公的命圭和禮服，不足以顯示他的顯赫；他“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等等。這些文字都是在進行對比。通過大量、反復的對比，利用對比所產(chǎn)生的強烈反差，表現(xiàn)出魏國公的出類拔萃，使這個確比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高出一籌的鮮明形象屹立在了讀者面前。

　　文章結構精巧，連接自然。以議論開始，在對比當中推出“主人公”，從寫主人公的簡要經(jīng)歷和志向，又自然引出相州晝錦堂，從寫晝錦堂處石碑上的詩，又自然進入對魏國公的描寫。名為記物，實則寫人；寫人與記物融為一體。通篇渾然天成，確無雕琢的痕跡。

　　文章語言婉轉流暢，敘事簡潔，議論精辟，十分生動傳神。例如，文章沒有實寫魏國公如何處理具體政務，只是簡單地寫他“至于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筆墨很少，卻把魏國公的性格特征和封建政治家的風度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文章文字雖簡，但內涵豐富，富有感情。通過對魏國公的反復贊嘆，充分表達了作者對魏國公的敬佩之情，也表現(xiàn)了作者對為官從政的理解，寄托了作者本人的追求。

　　作者在遣詞造句時，十分注意語氣聲調的變化，使文章富有生氣，加強了文章的感染力。據(jù)說，就在《相州晝錦堂記》完稿送出數(shù)日之后，他又專門派人另送一稿給韓琦，聲明前稿有疵，可換此本。韓琦再三核對，只發(fā)現(xiàn)文章開頭“仕宦”、“富貴”之下，各添了一個“而”字，從而增加了抑揚頓挫之感，與文意更加協(xié)調，增強了文章的表現(xiàn)力。此事為歷代所傳誦，成為文字不厭千回改的佳語。又如，“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xiāng)哉”和“而其志豈易量哉”兩句，采用了反問的句式，通過反問的語氣，使作者要表達的思想更加突出。“可謂社稷之臣矣”一句，通過感嘆句的形式，充分表現(xiàn)了作者對魏國公的衷心贊嘆。

　　歐陽修作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主張興復古道，提倡平實樸素的文風，反對浮華的文風。在文和道的關系上，既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也不忽視文采對表現(xiàn)道的重要作用。《相州晝錦堂記》篇幅不長，但內容充實，敘事簡潔有法，議論精辟有力，章法曲折變化，語言自然流暢，充分表現(xiàn)了作者的文風，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