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酒澆愁，大概是中國文人最常見的消愁方式了。一生沉浮于牛李黨爭旋渦之中的李商隱，常年寄人籬下，滿腹憂郁，一直坎坷不遇，自然也與酒結成了好友。這首《夜飲》詩，就抒發了他遠在異鄉，身患疾病，借酒消愁的苦悶、悲涼心情。

　　“卜夜容衰鬢，開筵屬異方”，詩的頭兩句就道出了他心中的這種苦悶，為全詩打上了一層哀怨、凄涼的底色。詩的首句用的是《左傳·莊公二十二年》的典故，陳敬仲為齊國工正（春秋時掌管百工和官營手工業的官），一次，他請桓公飲酒。桓公在酒宴上喝得很痛快，天黑時，桓公命令舉火繼飲。陳敬仲辭謝說：“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后來便稱暢飲無度、晝夜不休的飲酒為“卜晝卜夜”。當然，李商隱這里的“卜夜”并非指夜以繼日尋歡作樂的飲酒，而是用此典以扣詩題“夜飲”。對夜飲的原因詩人作了兩個解釋，一是“容衰鬢”。酒能傷身，催人衰老，尤其在心情不暢之時，更是如此，而自己此時雖然剛過四十，就已兩鬢斑白，恐怕只有在夜的玄衣之下，才能掩蓋自己未老先衰的情景了。二是“屬異方”。身為幕僚，遠在梓州，夜晚寂寞苦悶之時，自然更加思念家中的親人。當初“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夜雨寄北》）的美好想像，早已被現實擊得粉碎。此時詩人感受最為強烈的卻是“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牛羊下來”（《詩經·君子于役》），在這個最易引起游子感傷的時刻，更促使他舉杯消愁。同時，這兩句詩還與那些“卜晝卜夜”歡快的飲酒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進一步襯托出此時此地的夜飲不過僅僅是為了解脫“衰鬢”與“屬異方”的內心苦悶而已，其中深深地蘊含著詩人不得志而又難以道出的隱憂。

　　在這種心境狀況下飲酒，自然一切都是悲涼的，所以詩人接下去寫道：這兩句在手法上說是承“開筵”說夜飲，但更重要的還在于承“容衰鬢”與“屬異方”，更深一層地寫自己的心情。酒席筵上的歌舞在他人聽來、看來是歡快的，有著“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晏幾道《鷓鴣天》）的興奮。但在詩人耳中、眼中，歌聲是悲愴的，舞蹈是憂傷的，無心的蠟燭似乎也在垂淚，惟有酒飄散著醉人的芳香。詩的第四句用了《晉書·畢卓傳》中的典故：“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典中之酒船，指的是盛酒之船，意思是嗜酒暢飲者以沉浸酒鄉為人生第一樂事。“酒船”還指船形的酒盞，如《松窗雜記》說：“一少年持酒船，……上連飲三銀船。”這里的“酒船”當即指酒盞，也同時借用了畢卓“拍浮酒船中”之意。不過，詩人卻沒有畢卓那樣看透一切、放浪形骸的胸懷，只是欲象畢卓那樣沉浸酒鄉之中而忘卻現實的一切，忘卻胸中的煩惱與苦悶，這就決定了他只能舉“酒船”聞酒香、品酒香，而不會象畢卓那樣“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他還要走仕途、奔功名。所以，接下去的兩句詩，詩人筆鋒一轉，曲折含蓄地點出他夜飲，他心情苦悶的根本原因。

　　這兩句詩直道身世。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隱四十歲時，由徐州幕府歸京，又受聘于梓州幕府，至此在蜀地已三個年頭。但柳仲郢也并沒有格外重用他，三年來，李商隱仍然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幕僚而已。這里的“三年客”可以是實指，指在梓州幕中已經三年。同時，“三”在中國的數目字中含有多的意思，也可以指他多年在“江海”為客。可見，這一句詩實際又吐露了他一生大半時間為幕僚的身世。下句點明“江海三年客”的原因，是“乾坤百戰場”，意思是說，是天下的戰亂才使他多年為客在外。晚唐時期，世事多艱，外族入侵，宦官專政，藩鎮割據，戰火連年不息，而朝廷之內的黨爭又愈演愈烈，大唐王朝已明顯地露出日薄西山的局面。這句詩是感嘆時事，但也在感慨自己的身世。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卷二說此詩“指事中兼含身世之感，非強摹悲壯之鈍漢也”，“借時事以兼慨世途也。”這兩句將自己的身世之感與國家前途聯結在一起，具有杜詩感慨世事的悲壯風格。但與杜詩相比，李商隱的重心似乎更多地落在個人多艱的命運上，故而又缺少杜詩的那種憂國憂民、振奮人心的精神。盡管如此，這兩句詩也在全詩憂怨的聲調中注入了悲壯的音響，顯示了詩人并非僅僅在感慨個人命運的多虞，沉醉于酒鄉。有此二句，全詩基調為之一振。

　　如果說，詩的五、六兩句將自己與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而加以感嘆的話，具有悲壯的色彩，那么，最后兩句又完全落到了詩人自己身上：這兩句詩的意思當為“淹臥劇清漳，誰能辭酩酊”，之所以如此寫，是為了押韻，使句法有所變化。“淹臥劇清漳”是用三國時劉楨之典。劉楨是東平（今屬山東）人，他寄居山西時作的《贈五官中郎將》詩說：“佘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自夏涉玄冬，彌曠十余旬。”抒發了久病異鄉內心的凄涼。此后，人們便以久病異鄉稱為“臥清漳”。也許這個典故太符合李商隱的身世了，因而他對此典有著特殊的愛好，在詩作中屢屢用及：“可憐漳浦臥，愁緒獨如麻”（《病中聞河東公樂營置酒口占寄上》）；“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濱臥病竟無憀”（《梓州罷吟寄同舍》）；“劉楨元抱病，虞寄數辭官”（《楚澤》）；“如何此幽勝，淹臥劇清漳”（《崇讓宅東亭醉后沔然有作》）。倘若不曾特別觸動他的身世，他是不會在詩中這樣三番五次地用同一典故，而且還有完全相同的詩句出現在不同的詩中。同時；這也說明不論是入誰的幕府，詩人的心情也始終都是凄涼、悲傷的，在這首詩里，他不禁又借用此典吟詠身世，可以想見他的心境是何等地悲苦，何等地凄涼，這又怎能不使他要以酩酊大醉來消遣自己的愁懷，來獲得暫時的解脫呢！結尾兩句，既扣題，又沉郁蘊藉，十字當中包含了無限的辛酸悲痛，無限的身世之慨，命運之嘆，耐人回味。

　　李商隱的詩以喜用典、善用典而著稱，曾被后人稱為“獺祭”。在這首短短的四聯八句詩中就用了三個典故。但這里的用典卻并無堆砌的痕跡，而能將典故自然地融化在自己所要表達的情感之中，渾然無跡，恰到好處地寫出了他的身世，他的抑郁情懷，增加了這首詩的含量。同時，這首詩句句寫飲酒，句句又不離自己的身世之慨，一唱三嘆，抑揚轉合，“欲回天地”（《安定城樓》）而不能，卻不得不側身顯貴之列迎送應酬，強做笑臉的辛酸之淚，深深地浸透在字里行間，讀來令人有回腸蕩氣，凄斷欲絕之感，堪稱感慨身世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