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首對好人沉下僚，庸才居高位的現實進行譏刺的歌詩。

　　詩的第一章是用賦的手法，將兩種不同的人兩種不同的遭際進行了對比。前兩句寫“候人”，后兩句寫“彼子”。

　　“候人”的形象是扛著戈扛著祋。顯示出這位小吏，扛著武器，在道路上執勤的辛苦情貌。

　　“彼子”的形象是佩戴著三百赤芾。“彼其之子”鄭箋解為“是子也”，用現代漢語說，即“那個（些）人”，或更輕蔑一些呼為“他那（他們那些）小子”。“三百赤芾”如作為三百副赤芾解，則極言其官位高、排場大、生活奢靡。如真是有三百副赤芾的人，則其人（“彼子”）不是一般的大官，而是統率大官的頭頭，即國君。《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晉文公入曹云：“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杜預注曰：“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乘軒、赤芾是同一級別的待遇，故言乘軒者三百，即三百赤芾也。而晉文入曹正是曹共公時，所以《毛序》說此詩是刺曹共公，因其“遠君子而好近小人”。如以此章而言，刺共公之說較為貼切；但從下幾章內容看，則又是指一般的權要顯貴更為貫順統一。

　　這四句沒有作者的直接評語以明其愛憎，然愛憎之情已蘊于敘述之中。“何戈與祋”，顯出其職微官小、勤勞辛苦，寄予一片同情；“三百赤芾”，則無功受祿位、無能得顯貴，譴責、不滿之情已溢于言表。此章可以說是全篇的總綱，下面諸章就在此基礎上展開，進一步抒發感慨，以刺“彼子”為主。

　　第二、三章改用“比”法；前二句是比喻，后兩句是主體，是正意所在處。

　　鵜鶘站在魚梁上，只須頸一伸、喙一啄就可以吃到魚，不必入水，不必沾濕翅膀。所以然者，是由于地位特殊，近水魚梁乃可不勞而獲。后兩句直指“彼子”，言其“不稱其服”。服者，官階的標志也。身服高品赤芾，享受種種特權，但無才無能，無功受祿，無勞顯榮，與鵜鶘站在魚梁上伸脖子吃魚相類。

　　第三章再深一層：說鵜鶘不僅不沾濕翅膀，甚至連喙也可以不沾濕就可以吃到魚。因為有的魚有時會躍出水面，有的魚會跳到壩上。這樣站在壩上的鵜鶘就可連喙都不濕，輕易地攫取到魚兒。而后兩句寫到“彼子”也深一層，不僅不勞而獲，無功受祿，在男女婚姻上也毫不負責，違背社會公認的倫理準則，任意拋棄他的妻妾。

　　第二章“不稱其服”，從表里不一，才位不配上著筆譏刺；第三章“不遂其媾”則深入到內里，從品性上進行揭露譴責。

　　第四章又改用起興手法。前兩句以寫景起興——天色灰蒙陰暗，這是南山上朝云升騰。這句起興與后面的敘事有著某種氛圍或情緒上的聯系：一個美貌的少女競被遺棄在外受饑挨餓，如此慘象，目不忍睹，天地昏沉，無處尋找光明。“季女斯饑”與“薈兮蔚兮”正相映相襯。“婉”、“孌”都是美的褒贊，與“斯饑”形成強烈的反差，引起人們的同情。反過來也對造成這悲劇、慘景的惡勢力表示強烈的憎惡。有人認為這“季女”就是前邊“候人”之女，被強占又被拋棄。就全篇上下貫連的角度看，似乎不能說一點道理也沒有。

　　但對這第四章還有別解。王夫之《詩廣傳》云：“奚為薈蔚也？欺然而興，皴然而止，初終不相踐而面相欺也；歘（xū，即欻）然而合，欻然而離，情窮于達旦而不能固也；翳乎其相蔽而困我之視聽也，棘乎其相逼而行相奪也。”“奚以為婉孌也？詞有切而不暴也，言色違而勿能舍也，約身自束而不逾分以相奪也。合則喜、離則憂，專一其依而唯恐不相獲也。”這里把“薈”、“蔚”、“婉”、“孌”都作為人品的比喻語。“薈”、“蔚”是比忽興、忽止，忽合、忽離，無堅定操守，專以蒙騙取得信任，巧取豪奪這類行為。“婉”、“孌”是比言辭急切而不凌弱，自我約束而去取不逾越本分，嚴于操守、感情專一這類行為。前者比昏君佞臣，后者比英主賢臣。所以最后又說：“有薈蔚之主，則必親薈蔚之臣，才相近而弗論其情也。詧（chá，即察）魏征之娬媚，念褚遂良之依人，匪太宗才有大過人者，征與遂良惡能與薈蔚之子爭一朝之饑飽哉！”這是將薈蔚婉孌當作“比”法去理解。這與《毛序》所說刺曹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的觀點是一致的，故可備一說。

　　這四章賦比興手法全用上，由表及里，以形象顯示內涵，同情候人、季女，憎惡無德而尊、無才而貴的當權官僚；對高才沉下僚，庸俗居高位的現實盡情地揭露譴責。陳震《讀詩識小錄》云：“三章逐漸說來，如造七級之塔，下一章則其千絲鐵網八寶流蘇也。”評論可以說很貼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