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詞是陸游四七歲任夔州通判時所寫的。他到夔州到寫這首詞時不過一年多，卻連上歲尾年頭，開口便虛稱“三年”，且云“流落”，從一入筆就已有波瀾之情。次句以形象描寫“流落”二字。“青衫”言官位之低，“破盡”可見窮之到了極點“塵滿帽”描寫出作者在道途中風塵仆仆，行戌未定的棲遑之態簡簡單單的七個字就活畫出一個淪落天涯的詩人形象，與“細雨騎驢入劍門”異曲同工。三、四句仍承一、二句生發。身似浮云，飄流不定；愁如春草，刬去還生。以“西瀼渡頭”、“瞿塘關上”為言者，不過取眼前地理景色，與“巴山道”三字相對應而已這上片四句，把抑郁潦倒的情懷寫得如此深沉痛切，不了解陸游當時那幾年遭遇，是很難掂量出這些句子中所涵蘊的感情分量來的。

　　陸游自三十九歲被貶出臨安，到鎮江作通判，旋移隆興（府治在今天江西省南昌市）；四十二歲又因為“力說張浚用兵”，被削官歸山陰故里；到四十五歲才又得到起用夔州通判的新命。他的朋友韓元吉在《送陸務觀序》中把陸游心中要說的話說了個痛快：“朝與一官，夕畀一職，曾未足傷朝廷之大；旦而引之東隅，暮而置之西陲，亦無害幅員之廣也。……務觀之于丹陽（鎮江），則既為貳矣，邇而遷之遠，輔郡而易之藩方，其官稱小大無改于舊，則又使之冒六月之暑，抗風濤之險（由于途中舟壞，陸游幾乎被溺死）病妻弱子，左饘右藥……”（《南澗甲乙稿》卷十四）。這段話是送陸游從鎮江移官到隆興時寫的，說得激昂憤慨。從近處愈調愈遠，既不是明明白白的貶職，也不是由于升遷，為什么要這樣折騰他呢？韓元吉故作不解，其實他是最了解這其中的緣由的。孝宗趙眘即位后，表面上志存恢復，實則首鼠兩端。陸游堅持勸說孝宗抗金，孝宗對之貌似獎掖而實則畏惡。陸游在內政上主張加強中央集權，以增強國力，由此也得罪了握有實權的官僚集團。先前由京官而出判鎮江，對他是一個挫折；進而罷黜歸里，更是一個挫折；此刻雖起用而遠判巴蜀，這又是一個挫折。這一次又一次的打擊，顯然并非加之于一人，而是意在摧折整個主戰派的心志，澆滅抗金復國的火種，那么不幸的人豈只是陸游一個人嗎？由此可見，三年流落之哀，不僅是一己之哀，實在是國家民族的大哀。創痛巨深，安得不言之如此深沉痛切？

　　上片正面寫心底抑郁潦倒之情，抒發報國無門之憤這是陸游詩詞的主旋律，在寫法上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下片忽然換意，緊扣“立春”二字，以醉狂之態寫沉痛之懷，設色陡變，奇峰突起。立春這一天士大夫戴旛勝于頭上，這是宋時的一種習俗，戴上旛勝表吉慶之意。但戴銀旛而曰“試”，節日痛飲而曰“判”（“判”即“拚”之意），就顯然有“濁酒一杯家萬里”的不平常意味了。這只是詞人借酒消愁，逢場作戲罷了，而內心是很傷感的。結尾處更是飏開一筆，表面上是說不是他一人偏老，而實際上是詞人深深感到時光的虛度。這就在上片抑郁潦倒的情懷上，又添一段新愁。詞人強自寬解，故作曠達，正是推開一層、透過一層的寫法。哭泣本人間痛事，歡笑乃人間快事。

　　但今日有人焉，不得不抹干老淚，強顏隨俗，把哭臉裝成笑臉，讓酒紅遮住淚痕，這種笑，豈不比哭還要凄慘嗎？東坡《赤壁賦》物我變與不變之論，辛棄疾《丑奴兒》“如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之句，都是強為解脫而寫的違心之言，寫出更深一層的悲哀，那手法近乎反襯，那境界是一般人所難以達到的。

　　縱觀全詞，上下片都是寫心底抑郁之情，但乍看竟好象是兩幅圖畫，兩種情懷。沈謙論詞作云：“立意貴新，設色貴雅，構局貴變，言情貴含蓄。”（《填詞雜說》）但作詞之道，條貫、錯綜，兩不可失，此意劉永濟《詞論·結構篇》曾深言之。讀陸游此詞，抑郁之情貫穿始終，上下片表現手法截然相異，構局又極錯綜復雜。讀上片，看到的是一個憂國傷時、窮愁潦倒的悲劇人物形象；讀下片，看到的是一個頭戴銀旛，醉態可掬的喜劇人物形象。粗看似迥然不同，但仔細看看他臉上的笑全都是裝出來的苦笑，終于領悟到這喜劇其實不過是更深沉的悲劇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