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廷南遷，圍繞定都問題，有過一段時期的爭論。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鎮江。當時金軍正擬渡江南下，帝召從臣問計，王淵以杭州有重江之險，主張逃往杭州。高宗畏敵如虎，此話正中下懷。張邵上疏曰：“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帝不聽，去了杭州。紹興六年（1136）七月，張浚上奏曰：“東南形勝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內則易生玩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系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這一回因形勢好轉，即于次年移蹕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張守諫曰：“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御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與金人議和不以收復北方失地為大業，執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簽訂了“紹興和議”，自此南宋都定臨安。（見《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三《南遷定都》）康與之此詞，正即作于這一歷史時期。名曰“懷古”，實是“傷今”，是針對當時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協政策而發的扼腕之嘆。

　　上闋思接千載，寫歷史長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橫陳，是東南形勝之地，自三國吳孫權建都于此，歷東晉、宋、齊、梁、陳，六朝為帝王之宅，豪華競逐，盛極一時。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燦爛輝煌的往事，以先聲奪人。“龍蟠虎踞”四字用典，漢末諸葛亮出使東吳，睹金陵（時稱秣陵）山阜，有“鐘山龍蟠，石頭虎踞”之見，見《太平御覽。州郡部。敘京都》引晉張勃《吳錄》。南京山川雄偉人事繁華，可謂珠聯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無窮，山川長在；盈虛有數，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歷史面前只是彈指一瞬。隨著政權更迭，國都無移，金陵的繁華已成古跡。“縹鳳”二句，情緒陡落千丈，與后蜀歐陽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謂“六代繁華，暗逐逝波聲”、“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懷古》之所謂六朝舊事隨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顯是化用李白《登金陵鳳凰臺》詩：“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縹鳳，淡清色的鳳鳥。鳳凰臺，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岡。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鳥翔集于此，狀如孔雀，五色文彩，鳴聲諧和，眾鳥群至，遂筑此臺以紀其瑞。見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江南東道·升州·江寧縣》。由于李白詩為人們所熟知，而讀者不難聯想而及同詩中“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觀為整體，十個字帶出了一連串意境，當年“豪華”之盛，今日蕭瑟之衰，種種畫面遂一而過。且“龍蟠虎踞”云云以“山”起，“臺空江流”云云以“水結”針縷亦極周到。

　　題面“金陵懷古”之意，上闋四句已足。然詞人之用心原不在“發思古之幽情”，為“懷古”而“懷古”，“懷古”的目的是為了“傷今”，故下闋即轉入此旨。“下臨”二句，視通萬里，置金陵于有利戰略地位。“全楚地”，語見唐劉長卿《長沙館中與郭夏對雨》詩“云橫全楚地”，泛指長江中游地區。春秋戰國時，此系楚國的腹地，故云。“包舉”，包抄而攻取。二句說金陵為長江下游的戰略要地，與長江中游諸重鎮共同構結成包抄中原的態勢。按當時軍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復中原失地，可于長江中、下游兩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漢市一帶）出荊襄，直趨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東。倘若更置一軍自漢中出，攻取關陜，三路進擊，則尤佳。詞人能夠高度評價金陵在北伐事業中所占據的重要戰略地位，見識卓越前引張邵、張浚、張守之奏議，與康與之此詞，或為政治家之言論，或為文學家之筆墨，都代表著當時的軍心、民心。南宋愛國詞，與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詞情再度振起。可是，“事無兩樣人心別”（辛棄疾《虞美人。同父見和再用前韻》），以高宗為首的南宋統治集團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眾力量。他們龜縮在浙東一隅，視長江天險為第二道院墻，不去利用金陵的戰略位置。

　　面對這一冷酷的現實，詞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點。“可惜草連天，晴郊狐兔眠！”一聲長吁，包含著多么沉重的失望與痛苦啊。作為南宋臣民，詞人不可能直言不諱地去批揭那龍喉下的逆鱗，然而他已經形象地告訴后人，南宋統治者的膽識，在六朝之下！東晉以迄梁陳，文治武功雖不甚景氣，畢竟尚有勇氣定都金陵，與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遠呢。

　　此詞的特點是，上下八句，兩兩相形，共分為四個層次，呈現為“揚——抑——揚——抑”的大起大落，這種章法與詞人懷古傷今時起伏的心潮吻合無間。

　　由起句的“龍蟠虎踞”到收句的“狐臥兔眠”，兩組意象遙遙相對，亦是匠心所在。其意蓋從北周庚信《哀江南賦》“昔之虎踞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云云化出，更為簡潔。龍虎地而無有龍騰虎擲的形象，卻成為狐兔之樂園，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諷刺，不必更著一字，讀者已隨詞人作喟然之浩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