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氏在自述中提到“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這里說的“六十歲”，指的是唐玄宗天寶中期（746—750）到唐憲宗元和初期（805—810）這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里，戰亂頻繁，先后發生過安史之亂、對吐蕃的戰爭、朱泚叛亂等等，全國戶口銳減，朝廷隨意增設稅收官，多立名目，舊稅加新稅，無有限制，使人民的負擔日益加重。盡管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頒布了兩稅法（分夏、秋兩次交稅，即課文中說的“歲賦其二”），并明文規定“敢在兩稅外加斂一文錢，以枉法論”，但這不過是欺騙百姓的手段，事實正如陸贄所說：“大歷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于兩稅之外，復又并存”；又說加稅時“詔敕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人民在重賦逼迫下逃往他鄉，但悍吏仍不放過，“有流亡則攤出（由存留戶共同負擔），已重者愈重”。從這些情況來看，柳宗元“賦斂之毒有甚是蛇”的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第一段（1）這是作者設置的一個懸念，為下文埋下伏線，暗示了當時的世上還有比毒蛇更毒的東西，使讀者產生了急切讀下去的愿望。（2）這一段重在寫毒蛇之“異”，從三個方面加以描繪：一是顏色之異，二是毒性之異，三是用途之異，可以用來治愈麻風、手腳、脖腫、惡瘡，消除壞死的肌肉，殺死人體內的寄生蟲。因而皇帝發布命令，一年征兩次，可以抵消應交的租稅，因此從那以后“永之人爭奔走焉。”作者只用“爭奔走”三字，就把永州百姓爭先恐后，不辭勞苦，冒死捕蛇的情景顯示出來了。

　　第二段從“有蔣氏者”到“又安敢毒耶”。包括2、3、4三個小段，是全文的重心。

　　由“異蛇”引出了主人公“捕蛇者”——蔣氏。先寫蔣氏三代捕蛇之“利”，繼而寫捕蛇之“害”——“吾祖”、“吾父”、“吾”三代有的“死于是”，有的“幾死者數矣”一個“且曰”，將寫“利”轉為寫“害”，再用蔣氏的神情“貌若甚戚”極其生動地寫出了“捕蛇”并非好事，“爭奔走焉”實屬無奈，字里行間，深含悲苦。只“言之貌甚戚者”一句，便把他回首往事，悲痛在心，哀形于色的情態勾勒了出來。明明是備受毒蛇之苦，卻說獨享捕蛇之利，在這極為矛盾的境況中，更見其內心的酸楚。

　　于是作者接下來說，“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如何？”在為蔣氏的不幸遭遇悲痛的同時，好心地提出了一個解脫危險的辦法。這幾句話句子簡短，語氣急促。而且連用了三個“若”，表明“余”是面對面地與蔣氏交談，態度是誠懇的，幫助對方的心情是急切的，辦法也似切實可行。

　　可出乎意料的是蔣氏并沒有接受，他“大戚，汪然出涕曰……”蔣氏的這番話態度同樣懇切，語氣也十分肯定，表明了毒蛇可怕，但賦斂之毒更可怕。

　　這話怎么講呢？蔣氏說了這幾層意思：

　　一層意思是蔣氏祖孫三代在這個地方住了六十幾年了，親眼見到同村人的遭遇鄰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窘迫，他們把田里的出產全部拿出，把家里的收入全部用盡，也交不夠租賦，只得哭號著輾轉遷徙，饑渴交迫而倒斃在地，頂著狂風暴雨的襲擊，受著嚴寒酷暑的煎熬，呼吸著帶毒的疫氣，常常是死去的人一個壓一個。從前和我爺爺住在一起的人家，現在十戶當中難得有一戶了；和我父親住在一起的人家，現在十戶當中難得有兩三戶了；和我一起住了十二年的人家，現在十戶當中難得有四五戶了。那些人家不是死絕了就是遷走了。而我卻由于捕蛇而獨自存活下來。《柳文指要》引錄了林西沖一文，算一筆唐代的賦稅賬：“按唐史，元和年間，李吉甫撰《國計薄》上至憲宗，除藩鎮諸道外，稅戶比天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者，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是民間之重斂難堪可知，而子厚之謫永州，正當其時也．”因知文中所言，自是實錄。

　　第二層意思是：那些兇暴的官吏到鄉下催租逼稅的時候，到處狂呼亂叫，到處喧鬧騷擾，那種嚇人的氣勢，就連雞犬也不得安寧．而這時他小心翼翼地起來看看自己的瓦罐，只見捕來的蛇還在，便可以放心地躺下了。他細心地喂養蛇，到規定的時間把它當租稅繳上去。回來后；就能美美地享用自己田里的出產，安度歲月。

　　第三層意思是：這樣看來，一年當中他冒生命危險有兩次，而其余的時間就可以坦然快樂地過日子，。哪像鄉鄰們天天都受著死亡的威脅呢？即使現在因捕蛇而喪生；比起鄉鄰們來，也是后死了。哪還敢怨恨捕蛇這個差使犯？

　　蔣氏的這一番話，以他“以捕蛇獨存”和鄉鄰們“非死則徙”相對比，以他“弛然而臥”和鄉鄰們將受悍吏襲擾相對比，以他一歲之犯死者二”和鄉鄰們“旦旦有是”相對比，說明捕蛇之不幸，確實“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可見他在講述三代人受蛇毒之害時“貌若甚戚”，而當聽了要恢復他的賦稅時卻“大戚，汪然出涕”地懇求。完全是出于真情。蔣氏的話，發自肺腑，帶著血淚，聽來怎不令人心碎？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結尾一段說：“余聞而愈悲”，比聽蔣氏講一家人的苦難時更加悲痛了．想到自己過去對孔子所說說“苛政猛于虎”這句話還有所懷疑，現在從蔣氏所談的情況看來，這話是可信的。誰知道賦稅對人民的毒害竟比毒蛇還要嚴重呢！于是寫了《捕蛇者說》這篇文章，為的是讓那些觀察民俗的人知道苛重的賦稅給老百姓造成的災難。

　　在全文這敘述邊議論間或抒情的寫法中，最后這一番議論．確實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如果說“苛政猛于虎”強調的是一個“猛”字，那么本文就緊扣一個“毒”字，既寫了蛇毒，又寫了賦毒。并且以前者襯托后者。得出“賦斂之毒”甚于蛇毒的結論。

　　本文在寫作手法方面，除了對比、襯托的大量運用及卒章點明主題外，對蔣氏這一個人物的描繪也是極富特色的。特別是他不愿意丟掉犯死捕蛇這一差使的大段申述，講得是既有具體事實，又有確切數字；既有所聞所見，又有個人切身感受；既有祖祖輩輩的經歷，又有此時此刻的想法；既講述了自家人的不幸，又訴說了鄉鄰們的苦難：不僅使人看到了一幅統治者橫征暴斂下的社會生活圖景，也讓人感到此人的音容體貌宛在眼前，有血有肉，生動傳神。

　　全文處處運用對比：捕蛇者與納稅的對比，捕蛇者的危險與納稅之沉重的對比，捕蛇者與不捕蛇者（蔣氏與鄉鄰）的對比——六十年來存亡的對比，悍吏來吾鄉是我和鄉鄰受擾的情況，一年受死亡威脅的次數和即使死于捕蛇也已死于鄉鄰之后等情況。鮮明的對比深刻地揭示了“賦斂毒于蛇”這一中心。

　　文章通過揭露永州百姓在封建官吏的橫征暴斂下家破人亡的悲慘遭遇，有力得控訴了社會吏治的腐敗，曲折得反映了自己堅持改革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