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貴鄉(xiāng)公安在

　　晉朝建立后，賈充有次和朝廷的士人宴飲，河南尹庾純喝醉了，和賈充爭辯。賈充說：“你父親年老，你卻不回鄉(xiāng)供養(yǎng)，難道認為天地神明看不到嗎！”庾純說：“那么高貴鄉(xiāng)公在哪里？”賈充于是羞慚憤怒，上表申請解除職位，庾純也上表自我彈劾。

　　以臣弒君，則加此刑

　　賈充對吳國末代皇帝孫皓說：“聽說閣下在南方挖人眼睛，剝?nèi)嗣嫫ぃ@是什么樣的刑罰？”孫皓說：“有做為臣子卻弒殺他的國君以及奸險狡詐不忠的人，就對他用這種刑罰。”賈充聽后，沉默不語，非常慚愧，而孫皓則臉色不變。

　　晉祚不得長遠

　　晉明帝時，王導、溫嶠一起謁見晉明帝，晉明帝問溫嶠前代統(tǒng)一天下的原因是什么。溫嶠還沒有回答，一會兒，王導說：“溫嶠年輕，還不熟悉這一段的事，請允許臣為陛下說明。”王導就一一敘說司馬懿開始創(chuàng)業(yè)的時候，誅滅有名望的家族，寵幸并栽培贊成自己的人，以及司馬昭晚年殺高貴鄉(xiāng)公曹髦的事。晉明帝聽后，掩面伏在坐床上，說：“如果像您說的那樣，晉朝天下又怎能長久呢！”

　　才慧夙成

　　曹髦生于正始二年（241年）。正始五年（244年），被封為郯縣高貴鄉(xiāng)公。嘉平二年十二月，其父曹霖去世。嘉平三年（251年），司馬懿鎮(zhèn)壓王凌后，將曹魏宗室王公均置于鄴城以便監(jiān)視，一說曹髦亦被移置鄴城。曹髦從小好學，才慧早成，有祖父曹丕的風范。

　　入繼大宗

　　正元元年（254年），司馬師廢掉魏帝曹芳，打算推立曹操之子、彭城王曹據(jù)為帝；當時曹髦是魏文帝曹丕在世諸孫中的庶長孫、東海王曹霖的在世庶出長子。郭太后執(zhí)意要求，最終立高貴鄉(xiāng)公曹髦為大魏皇帝，同年十月四日，他到達京都洛陽北郊邙山的玄武館。群臣奏請他住在前殿，曹髦回答說前殿乃先帝寢殿，不敢越禮，于是暫住在西廂房中。群臣又奏請以天子之禮迎他入京，他仍不同意。

　　五日，曹髦正式進入京都洛陽，文武百官都到西掖門南拜迎，曹髦見狀也趕緊下車答拜百官。司禮官奏說：“按禮儀您為天子，不必答拜臣下。”曹髦回答：“眼下我也是別人的臣子啊！”遂對群臣答拜還禮。到止車門，曹髦也要和群臣一樣下車步行。左右皆勸阻：“按慣例您可以一直乘車進去。”他說道：“我被皇太后征召而來，至于安排我做什么現(xiàn)在還說不準呢！”還是下車和群臣一樣步行到太極東堂。皇太后在那里會見了他。當天他便在太極前殿正式登基稱帝，參與典禮的百官都很高興。

　　曹髦下詔說：“本朝三位先帝英明圣賢，順天命而受帝位。但齊王曹芳在承嗣皇位后肆意妄行，不循禮法，以至失去了作為君王應有的仁德。皇太后以國家為重，接受輔政朝臣們的建議，把我召來京都取代失德于天下的齊王。想我本人年紀輕輕，便置身于諸多王公朝臣之上，確實讓人深感不安，惟恐自己不能嗣守祖先創(chuàng)立的江山弘業(yè)，完成中興魏室、統(tǒng)一天下的重任，每念及此，我都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臨深淵。幸有朝中諸公給我以肱股之輔，鎮(zhèn)守四方的將帥給我以有力的扶持，我憑仗先祖先父的這些有德之臣，定可以實現(xiàn)國家的長治久安，達到天下太平的目的。聽圣賢說作為一國之主的人，應該是德厚如同天地，恩澤遍及四海，對天下億萬臣民先以關(guān)懷慈愛為本，示之以好惡，然后再從天子百官開始為百姓作出好榜樣，使他們懂得怎樣去守禮法，行大義。我雖然沒有太多的仁德，也不能深悟這種道理，只愿與天下賢者共同朝這個方向努力。《書經(jīng)》上不是說么：君王對百姓施以恩澤，百姓是會深深感激難以忘懷的。”接著，大赦天下，改齊王曹芳嘉平年號為正元，又下令削減天子的車馬服飾和后宮費用，并罷除宮廷及官府中的無用之物。

　　幼主執(zhí)政

　　正元元年（254年）十月七日，曹髦派身邊的一批侍從官員到國內(nèi)各地巡視，代表天子了解各地人情世故，慰問地方官員和百姓，同時調(diào)查有無冤案和官員失職的情況。八日，授予大將軍司馬師統(tǒng)領全國兵馬及京師內(nèi)外諸軍的權(quán)力，并特許大將軍朝拜時不必小步快走以表示對天子的尊敬，向君王奏事時只稱官職不直呼姓名，還可以穿鞋佩劍上殿。十三日，鄴城某水井中出現(xiàn)黃龍。十九日，曹髦命禮官評定在廢立天子過程中出謀獻策的公卿朝臣們的功勞，并按功績大小給予不同程度的獎賞。

　　正元二年（255年）正月十二日，鎮(zhèn)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起兵聲討司馬氏，二十五日，大將軍司馬師督師征討淮南。經(jīng)過幾番激戰(zhàn)，毌丘儉戰(zhàn)死，文欽逃往孫吳，然而司馬師也在這場戰(zhàn)爭中被文欽之子文鴦驚得眼球掉落，病上加病。“叛亂”平息不久，司馬師在許昌已奄奄一息。他自料性命難保，就派人從洛陽叫來了司馬昭，對他說：“我估計自己不行了，你接掌我的大將軍印。”話未說完，司馬師一命嗚呼。消息傳到宮中，曹髦大喜。他意識到這是奪權(quán)的好機會，于是一面下詔命司馬昭留守許昌，讓尚書傅嘏“率六軍還京師”，一面著手籌劃宮廷政變。不料，司馬昭識破了曹髦的計策，他率領軍隊回到了洛陽。這樣一來，曹髦的計劃落了空。為避免引起更嚴重的禍亂，他只好接受既定事實，封司馬昭為大將軍。從此，司馬昭獨掌大權(quán)。一次寶貴的翻身機會，就這樣與曹髦失之交臂。

　　正元二年（255年）二月十二日，東吳大將孫峻率軍號稱十萬開至壽春。鎮(zhèn)東大將軍諸葛誕率部迎擊，斬殺吳左將軍留贊，并將捷報送到京都。三月，冊封皇后卞氏，大赦天下。四月三日，封皇后卞氏之父卞隆為列侯。二十三日，任命征南大將軍王昶為驃騎將軍。七月，任征東大將軍胡遵為衛(wèi)將軍，鎮(zhèn)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征東大將軍。八月二日，西蜀大將姜維率師進犯狄道，雍州刺史王經(jīng)領兵在洮西迎戰(zhàn)，大敗，只好退守狄道城。二十三日，朝廷任命長水校尉鄧艾代理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聯(lián)兵抗蜀。九月十九日，又派太尉司馬孚率精銳部隊增援。

　　正元二年（255年）九月二十一日，曹髦學完《尚書》，對執(zhí)經(jīng)講課的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等人分別予以賞賜。二十五日，姜維引兵退回蜀地。十月，曹髦下詔說：“我由于年幼，仁德不足，不能遏止敵寇的暴虐，以致蜀賊進犯和洮西之敗。將士們在此役陣亡者數(shù)以千計，或拋尸于疆場，冤魂難返；或戰(zhàn)敗被俘，流落于異域。念及于此，我深感悲痛，心中每每為陣亡將士們哀悼。現(xiàn)特令陣亡將士家庭所在各郡的典農(nóng)和安撫夷二護軍以及各部官員到他們家中去慰問，給予撫恤，免除其家庭一年的賦役。在戰(zhàn)斗中英勇殺敵壯烈犧牲者，按先例申報予以嘉獎，不得遺漏。”十一月二十七日，鑒于隴右四郡及金城等地連年兵災，不少人叛逃到蜀地，留在本土的家人和親戚又恐懼不安的情況，朝廷宣布對這些人一律赦免無罪。十二月十六日，曹髦又下詔說：“數(shù)月前洮西大戰(zhàn)的時候，我方將士有的英勇戰(zhàn)死沙場，有的不甘被俘跳入洮水溺亡，其尸骨都無人收拾，棄于荒野。我常為這件事難過。今特告征西、安西兩將軍，各令部下到戰(zhàn)場舊地和附近河道中清理尋找我方將士尸體，一一收殮安葬，以慰死者，以安生人。”

　　推崇少康

　　曹髦常與司馬望、王沈、裴秀、鐘會等大臣在太極東堂講經(jīng)宴筵并作文論，并稱裴秀是“儒林丈人”，王沈是“文籍先生”，司馬望和鐘會各有名號。曹髦性急，請人前來就希望快點到達，因為司馬望在宮外任職，就特地賜給他一輛追鋒車和勇士五人，每當有集會，就奔馳而至。

　　甘露元年（256年）二月丙辰日，曹髦在太極東堂宴請群臣，并和諸位儒生討論夏少康與漢高祖劉邦的高下，最終定論以少康為優(yōu)。一開始，曹髦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鐘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一起講述禮典，說著便談到了帝王優(yōu)劣之差。曹髦仰慕姒少康，于是問荀顗等人：“夏已衰敗，相被殺害，少康聚集夏的遺老遺少，光復禹的功績；高祖在田地中超拔于眾人，驅(qū)使豪杰俊才，消滅秦、項，包舉宇內(nèi)；這兩位君主可以說都是有特殊才略的舉世大賢。考察他們的功德，誰應該排在前面呢？”

　　荀顗等人回答：“那天下的鎮(zhèn)國重器，是由王者接受天的授予，圣賢般的美德順應時機，這樣之后才能接受天命創(chuàng)立基業(yè)。至于承接前代的功業(yè)，重興舊功績，創(chuàng)造和因襲，難易是不同的。少康功德雖然美好，仍然是中興之君，和漢世祖（光武帝劉秀）相提并論是可以的。至于說漢高祖，臣等認為他優(yōu)于少康。”

　　曹髦說：“自古以來的帝王，功績、德業(yè)、言論、行為，各有優(yōu)劣短長，不一定創(chuàng)業(yè)之君都優(yōu)秀、繼任者全低劣。湯、武、高祖雖都是受命于天，賢圣之不同，我感到十分懸殊。少康和殷高宗（武丁）中興的美好，夏啟和周成王守文之興盛，評定美德比較實績，放到漢高祖那里去對照，我看到前者之長而未聞前者之短；只是前后兩者遇到的時代不同，所以后人評定的功名殊異罷了。少康在國家滅亡后出生，身份降低為諸侯的奴隸，跋涉奔波四處逃難，僅僅保全了自己，（但之后）能夠布施德行大用謀略，最終滅澆于過、滅豷于戈，成功恢復了大禹的功業(yè)，祭祀夏祖并在祭天時以祖先配祭，不喪失舊物，不是極大的美德極廣的仁義，豈能建立這樣的功勛？漢高祖趁著秦朝土崩瓦解的態(tài)勢，倚仗一時的權(quán)術(shù)，單純憑借智謀和武力來成就功業(yè)，一舉一動，大多違反了圣人的法度；作為人家的兒子卻多次使父親處于危險中，作為君主卻將賢明的宰相囚禁，作為父親卻不能保護好自己的兒子；去世之后，國家?guī)缀鯗缤觥Ｋ绻蜕倏祷Q所處的時代，也許不能復興大禹的功業(yè)。由此說開去，應該以夏少康為高而認為劉邦位居其下。各位愛卿細細討論一下。”

　　第二天是丁巳日，課業(yè)已經(jīng)講授完畢，荀顗、袁亮等人說：“上古三代封邦建國，分裂國土來治國，到它們衰敗的時候，沒有土崩瓦解的態(tài)勢，可以用道德懷柔天下，不能用武力征服天下。等到戰(zhàn)國，弱肉強食，遠離道德專憑智謀武力，所以秦衰頹時可以用武力爭天下。少康布施德行，是仁者中的英杰；高祖憑借武力，是智者中的豪杰。仁與智不同，兩位君主自然大相徑庭。《詩經(jīng)》《書經(jīng)》中述說殷中宗和殷高宗，都列于大雅；少康功績美行超過了二宗，列在大雅是明確的。少康更優(yōu)秀，應當像您說的那樣。”

　　崔贊、鐘毓、虞松等人議論道：“少康雖然積累了仁德，但向上承蒙了大禹遺留下的恩澤和幸福，在內(nèi)有虞、仍的援助，在外有靡、艾的幫助。寒浞邪惡，不對百姓施行德政，澆、豷沒有親近之人，外部內(nèi)部都拋棄了他們。因此少康擁有了國家，是有可供憑借的條件的。至于說漢高祖，從布衣百姓間興起，率領烏合之眾，來成就了帝王的功業(yè)。評定德行那么少康更優(yōu)秀，考核功績那么漢高祖更勝一籌，說憑借的本錢那么少康處境較易，比較時代那么漢高祖更難。”

　　曹髦說：“諸位愛卿評論說少康憑借已有的本錢，高祖則從無到有進行創(chuàng)造，的確如此。但各位不知道上古三代，憑借仁德勛業(yè)成事是那樣艱難；秦項之際，憑借武力成就功業(yè)成就功業(yè)是那樣容易。況且最上等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漢高祖功勞高，但比不上少康的盛德普照。況且仁者一定有勇氣，誅殺暴君必須動用武力，少康武功的輝煌，難道一定不如漢高祖嗎？只是夏代古書散佚，舊時的文字缺失，所以豐功偉績?nèi)笔o載，只有伍員粗略陳述了大概情況，他說恢復夏禹的功績，不喪失舊物，效法祖先圣業(yè)，舊時的好章程不弄錯，不是有才有德的全才，誰能和他相提并論？假使讓三墳五典都留下來，少康的行為詳細記載下來，難道還會有異議嗎？”

　　說到這，大臣們都心服口服。中書令虞松上前說：“少康的事，離當代很久遠了，相關(guān)古文無人了解，因此從古至今，評論家們沒有談到的，嘉言懿德隱沒不見。您既然用心以古為鑒，貫通古今，又說出善言，贊揚凸顯少康的杰出，使他的光彩在歷史長河中閃耀，應該記下您的話成為文章，永遠垂范后人。”

　　曹髦說：“我學識不廣博，了解得淺薄狹隘，害怕自己說得不對；縱使有值得采納的地方、料事能與實際相符，仍不值得重視。加以記載，只怕會在后世賢達中招來笑話，顯出我的愚笨吧！”因此侍郎鐘會退下后才評定編次記載下來。

　　太學探討

　　甘露元年（256年）四月十日，曹髦來到太學，問學者們：“古代的圣人得神明之助，觀天理，察人世，因而推演出陰陽八卦；后來的圣賢進而發(fā)展成六十四卦，又推衍出數(shù)量繁多的爻，凡天地間之大義，無所不備。但那部書的名稱卻前后不一，夏時稱《連山》，殷代稱《歸藏》，周朝又稱《周易》。《易經(jīng)》這部書，到底是怎么回事？”

　　易博士淳于俊回答說：“遠古時代伏羲氏依據(jù)燧皇之圖而創(chuàng)八卦，神農(nóng)氏又將其演進為六十四卦。此后的黃帝、堯帝、舜帝又各有變動，三代都依據(jù)社會的發(fā)展而不斷對它進行補充完善。故‘易’者，即交易也。把它稱為《連山》，是形容它好似大山吞吐云氣，連接天地；把它稱作《歸藏》，意思是說天下萬事莫不隱于其中。”

　　曹髦又問：“如果說是伏羲氏根據(jù)燧皇的圖案而創(chuàng)立《易經(jīng)》，那孔子為何不說燧人氏之后的伏羲作《易經(jīng)》呢？”淳于俊答不出來了。曹髦進而問：“孔子為《易經(jīng)》作傳（《彖傳》《象傳》共十篇），鄭玄為《易經(jīng)》作經(jīng)注，雖然他們是不同時代的圣賢，但對《易經(jīng)》經(jīng)義的解釋是相同的。如今孔子的《彖傳》、《象傳》，不和《易經(jīng)》的正文放在一起，而是與鄭玄的注文連為一體，這又是什么原因？”淳于俊說：“鄭玄把孔子的傳和自己的注文合在一起，大概是便于學習《易經(jīng)》者明白好懂。”

　　曹髦問：“說鄭玄把傳和注結(jié)合起來是為方便和理解《易經(jīng)》，那在他之前的孔子為何不把他的傳與文王所作的《易經(jīng)》合在一起呢？”淳于俊答：“孔子擔心把他的傳和《易經(jīng)》合在一起會引起混淆，所以沒那樣做。這說明圣人是以不合表謙虛。”

　　曹髦問：“如果說圣人以不合表謙虛，那鄭玄為何獨獨不謙虛呢？”淳于俊說：“古代經(jīng)典意義弘深，圣上您所問的又如此深奧玄遠，不是臣下我所能解釋清楚的。”

　　曹髦又問：“《易經(jīng)》中《系辭》說：‘黃帝、堯、舜垂衣而治天下。’遠古伏羲、神農(nóng)之世人們還不曾有衣裳，圣人以德教化天下，為什么差別這么大呢？”淳于俊回答：“遠古三皇時代，世上人少而禽獸多，所以得到的獸皮羽毛就足夠人們穿用了。到了皇帝時代，變得人多而獸少，人們只好制作衣裳以根據(jù)不同季節(jié)穿用。”曹髦再問道：“在《易經(jīng)》中乾代表天，而復為金、為玉、為老馬，這不是說又和微小的東西一樣了嗎？”淳于俊說：“圣人取其意象，故有時可遠，有時也可近。近者取眼前的各種東西，遠者則取天地。”

　　講完《易經(jīng)》，曹髦又命學者們講《尚書》。他問道：“鄭玄說：‘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王肅說：‘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三種意思并不相同，哪一個才算是正確的呢？” [38]? 博士庾峻答：“先儒的說法，各有其側(cè)重之點。我們作臣子的不好說哪個正確哪個不正確。然而《洪范》篇說：‘三人占卜，從兩個人的說法。’既然賈、馬與王肅等人都以為‘順考古道’為是，那按《洪范》的說法，應以王肅的說法為優(yōu)。”

　　曹髦又問：“孔子說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所以至善至美，在于他順應和參照天意，遵循古代的做法，并不是堯的目的。現(xiàn)在我們探究其含義以明確堯帝的圣德，舍其大而言其小，這可以說是作者的意思嗎？”庾峻答：“臣只是遵奉老師教過的說法，不能理解更深的含義。至于兩種說法如何統(tǒng)一起來，還取決于圣上自己的判斷。”

　　接著又談起堯舜時代四岳舉鯀之事。曹髦問：“作為圣賢的君主，應德才兼?zhèn)洌裏o私，明察秋毫。今王肅說：‘由于堯不了解鯀，所以對他加以試用。’如此說來，圣人在觀察人物、考慮問題上也有不足的地方，是不是？”庾峻回答：“雖然圣人的賢明非常人可比，但他們畢竟也有自己的局限。所以禹這樣說：善于識人者是哲人，但對帝王來說辦好這件事是很困難的。但堯帝最終仍改正了自己用人的失誤，將自己的帝位傳給了舜，所以他不愧為圣人。”

　　曹髦說：“若說有善始又能善終，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如果連個好的開端都沒有，又怎能稱之為圣賢呢？禹說辦好這件事對帝王來說是很困難的，然而最終堯帝還是廢去不肖之人，改授圣賢，也算得上是知人了。《經(jīng)》上說：知人者為圣哲，能選拔賢能的人做官。若堯?qū)︴叺钠返聸]有把握，試用長達九年，使得在繼位者選擇上失去了章法，這又怎能稱得上是圣哲呢？”庾峻回答：“臣下我讀經(jīng)卷認為，圣人辦事也不是沒有一點失誤。所以就出現(xiàn)了堯帝信用鯀、共工、兜、三苗等四兇的失誤。周公失誤于重用管叔、蔡叔等叛臣，孔子失誤于錯誤對待宰予。”

　　曹髦說：“堯任用鯀治水，九年沒有取得成效，反而把天下河道弄得亂糟糟，給百姓帶來痛苦和災難。至于仲尼失誤，不過是宰予言行之間的事，與堯用鯀的失誤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說到周公和管、蔡之間的復雜關(guān)系，本來在《尚書》中都有記載，作為博士應該知道得很清楚吧！”庾峻說：“這些事都不是先賢們能說清楚的，臣下孤陋寡聞就更難以細究其是非曲直了。”

　　接著，曹髦和群儒探討起《尚書》所言“有鯀在下曰虞舜”一句話的意思。曹髦問：“在堯做首領的時代，天下洪水泛濫，又有四兇在朝為虐，當時急需選拔任用賢明的君主來解救受難百姓。舜當時在社會上已有一定的影響，世人也都知道他是個有仁德的賢者，可他卻長期得不到重用，這又是什么原因呢？”庾峻回答：“堯帝也曾咨詢四岳以征求賢者，想禪讓自己的帝位。四岳告訴他如果挑選一個仁德不足的人會辱沒你這個帝位的。堯又讓他們舉薦那些貧賤無名的賢士，于是他們舉薦了舜。所以說舜被四岳舉薦，主要原因還在于堯，堯這樣做是為了讓天下人都滿意啊！”曹髦說：“堯已聞舜的賢名而不提拔，同時對一些忠臣也未見重用，最后還是讓四岳向他舉薦貧賤無名的賢者時才推舉了舜，這豈不是說堯并非急于選用賢士治理天下以解救受難百姓么？”庾峻搖搖頭：“這就不是愚臣所能回答的問題了。”

　　繼而曹髦又令學者們講《禮記》。他問：“《禮記》上說‘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同樣是治理天下，為什么政策和手段不一樣呢？應該采取何種方法和政策才能做到建立德政、施而不報呢？”博士馬照回答說：“所謂太上立德，是說遠古三皇五帝以自己的德行感化民眾，治理天下；所謂其次報施，是指后來的堯、舜、禹時代以禮法治理天下。”曹髦又問：“上述兩個不同時代帝王們對民眾施以教化的深淺各有不同，這是因為帝王們本身的品行造成的呢，還是時代使然？”馬照肯定地回答：“當然是各自所處的時代造成的。誠如人類發(fā)展有原始時期和文明時期，故而帝王們教化也自然有所不同了。”

　　這一年的五月，鄴城和上洛等地都上奏稱有甘露，于是六月初一，改年號為甘露。八月二十六日，加封大將軍司馬昭為大都督，給他上朝奏事只報官職不報姓名的殊榮，并授予他統(tǒng)領全國各路兵馬和京師內(nèi)外諸軍的黃鉞。二十九日，任命太尉司馬孚為太傅。九月，任命司徒高柔為太尉。十月，封司空鄭沖為司徒、尚書左仆射盧毓為司空。

　　甘露二年（257年）五月一日，曹髦來到國學館，命群臣賦詩。侍中和荄、尚書陳騫等人作詩時拖延時間，掌管文化教育的朝官奏免他們的官職。曹髦說：“我是不太聰明的人，卻比較愛好風雅，今天讓群臣即席吟詠，不過是想從中了解朝政的得失。但你們不能理解我的意圖，說得不著邊際。這次就原諒了和荄等人，從今以后群臣都應認真鉆研古書的含義，弄明經(jīng)典的意旨，這樣我才會高興。” 五月五日，諸葛誕在淮南發(fā)起勤王，討伐司馬昭，司馬昭挾持曹髦和郭太后征討淮南，于次年鎮(zhèn)壓，斬殺諸葛誕。

　　甘露三年（258年）九月四日，曹髦下詔說：“尊崇有德行的老人，推行教化，這是古代堯、舜、禹三代樹立風范垂之不朽的仁政。朝廷理應推舉德高望重的三老、五更給予極高的榮譽，不斷請他們對國家大事和朝政得失予以指導，把他們的德行言語記錄下來，然后全國都仿效他們，便可以收到教化之功。現(xiàn)在我們就該找出這樣仁德兼?zhèn)涞拈L者，來作為三老、五更的人選。關(guān)內(nèi)侯王祥，歷來以仁、義的標準修身處事，溫文爾雅；關(guān)內(nèi)侯鄭小同，溫良恭儉，依禮而行，都是當今著名的賢者。朝廷決定推舉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詔令發(fā)布后，曹髦親率有關(guān)朝臣，按照古代的習慣舉行聘任禮儀。

　　玉碎九重

　　曹髦見自己權(quán)力威勢日漸削弱，感到不勝忿恨，于甘露五年（260年）五月初六夜里，命冗從仆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在陵云臺部署甲士，并召見侍中王沈、尚書王經(jīng)、散騎常侍王業(yè)，對他們說：“司馬昭的野心，連路上的行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等被廢黜的恥辱，今日我將親自與你們一起出去討伐他。”王經(jīng)說：“古時魯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的專權(quán)，討伐失敗而出走，丟掉了國家，被天下人所恥笑。如今權(quán)柄掌握在司馬昭之手已經(jīng)很久了，朝廷內(nèi)以及四方之臣都為他效命而不顧逆順之理，也不是一天了。而且宮中宿衛(wèi)空缺，兵力十分弱小，陛下憑借什么？而您一旦這樣做，不是想要除去疾病卻反而使病更厲害了嗎？禍患恐怕難以預測，應該重新加以詳細研究。”曹髦這時就從懷中拿出黃絹詔書扔在地上說：“這樣就已經(jīng)決定了，縱使死了又有什么可怕的，何況不一定會死呢！”說完就進內(nèi)宮稟告郭太后。王沈、王業(yè)跑出去告訴司馬昭，想叫王經(jīng)與他們一起去，但王經(jīng)不去。

　　曹髦隨即拔出劍登輦，率領殿中宿衛(wèi)和奴仆們呼喊著出了宮。司馬昭的弟弟屯騎校尉司馬伷在東止車門遇到曹髦的軍隊，曹髦左右之人怒聲呵斥他們，司馬伷的兵士都嚇得逃走了。中護軍賈充從外而入，迎面與曹髦戰(zhàn)于南面宮闕之下，曹髦親自用劍拼殺。眾人想要退卻，賈充軍將敗，騎督成倅之弟太子舍人成濟問賈充說：“事情緊急了，你說怎么辦？”賈充說：“司馬公養(yǎng)你們這些人，正是為了今日。今日之事，沒什么可問的！”于是成濟立即抽出長戈上前刺殺曹髦，把他弒殺于車下。 司馬昭聞訊大驚，自己跪倒在地上。太傅司馬孚奔跑過去，把曹髦的頭枕在自己的腿上哭得十分悲哀，哭喊著說：“陛下被殺，是我的罪過啊！”

　　身后之事

　　曹髦死后，司馬昭進入殿中，召集群臣議論。尚書左仆射陳泰不來，司馬昭讓陳泰之舅尚書荀顗去叫他，陳泰說：“人們議論說我陳泰可以和您相比，今天看來您不如我陳泰。”但子弟們里里外外都逼著陳泰去，這才不得已而入宮，見到司馬昭，悲慟欲絕，司馬昭也對著他流淚，說：“玄伯，您將怎樣對待我呢？”陳泰說：“只有殺掉賈充，才能稍稍謝罪于天下。”司馬昭考慮了很久才說：“你再想想其他辦法。”陳泰說：“我說的只能是這些，不知其他。”司馬昭就不再說話了。因過于悲慟，不久吐血而死。

　　隨即司馬昭威逼郭太后下旨，大意是說：當初援立曹髦是看中他“好書疏文章，冀可成濟”，但是不成想“情性暴戾，日月滋甚”，我這個太后數(shù)次呵責都不奏效，后來和大將軍司馬昭商量要廢立之，大將軍認為他年幼無知，但還可以雕琢，要以觀后效。但沒想到他得寸進尺，還拿弓箭射我的宮殿，弓箭甚至落在我的面前。我前后數(shù)十次讓大將軍廢立他，曹髦知道后，甚至賄賂我的身邊人打算下毒藥害我。后來事情敗露，就要出兵入西宮殺我。幸虧大將軍及時知道，而他自己混雜在士兵之中，被大將軍的將士殺死。這小兒“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應當“罪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由于曹髦死后被褫奪皇帝封號，因此其在位期間的年號均為高貴鄉(xiāng)公某年。

　　太傅司馬孚，大將軍司馬昭，太尉高柔等上疏稱“以為可加恩以王禮葬之”，于是葬高貴鄉(xiāng)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shù)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

　　不久，司馬昭以“教唆圣上”、“離間重臣”等借口殺死了曹髦的心腹王經(jīng)。《魏書》的作者王沈（王昶之侄）因為告密出首立功免死，因功封安平侯，食邑二千戶，時隔快二十余天，司馬昭又因群情激憤，誅殺了成濟三族，成濟兄弟不服罪，光著身子跑到屋頂，大罵司馬昭，被軍士從下亂箭射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