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燧先生任御史臺監察御史時，有一天，御史大夫忽然問他：“ 我們皇上因為你賢能，所以提拔你為高官、充當皇上的耳目。現在已經一年多過去了，還沒有聽你說過一句興利除害的話，只是忙著薦舉人才，這為什么？”先生回答說：“我已薦舉了一百多人，他們都是治國的干才，無論在中央和地方，都能對皇上治理國家大有幫助，這樣，我對皇上的報效可算盡了心力，為什么非要煩細地說些興利除害的話，才算盡到監察御史的責任呢？”御史大夫說：“真是宰相的器度啊！”嘆賞了好久。

　　姚燧的作品相當豐富，其弟子劉致曾經將姚燧作品加以搜集、整理，編成《牧庵文集》五十卷，詩詞文賦共689篇。當時的胡震亨曾頗費周折地四處搜尋，但是卻一無所獲。今存《牧庵集》三十六卷，系清代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較元刊本篇目為少。

　　姚燧詞有47闕，也成就不菲。〔石州慢〕（失題）和〔賀新郎〕（失題）是他詞風偏于豪放的代表。此外，他也有委婉別致的作品，如〔虞美人〕《玉梳贈內子》等。

　　在這里著重要提的還有他的散曲。姚燧散曲今存小令29首，套曲1首。周德清《中原音韻》曾把他的〔普天樂〕《別友》作為“定格”之例，他在這方面的成就和影響由此可見一斑。姚燧散曲內容主要寫男女風情，風格以風流蘊藉為主，反映著他風流灑脫的個性。可以其一組〔越調〕《憑闌人》小令為代表，語言淺白，筆致流暢，富有情趣。最為人熟悉的小令莫過于〔越調〕《寄征衣》：“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身千萬難。”

　　姚燧（1238—1313）字端甫，號牧庵，洛西（今屬河南洛陽）人，祖籍營州柳城（今屬遼寧朝陽）。他的祖先在遼金兩代做過高官，伯父姚樞，金亡后仕蒙，后來加入忽必烈幕府，是元初著名的漢族儒臣。姚燧三歲那年父親姚格亡故，伯父姚樞收養了他，并對幼年的他非常關切，要求也十分嚴格。在為姚樞撰寫的碑文中，姚燧曾云：“燧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暗，教督而急。”這引起了有“關西夫子”之稱的河南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奐的關注。楊奐卒前，將其次女許醮與姚燧。這一段時期，在姚樞指導下，他主要學習了《小學》、《四書》。

　　十三歲，姚燧在蘇門山（今河南輝縣市境內）認識了前來拜訪姚樞的元代大儒、著名理學家許衡。十八歲時，他在長安正式拜許衡為老師，學習理學。史稱許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又能因材施教，因勢利導。姚燧從許衡那里學到了很多知識，再加上他學習刻苦，長進很快。可以說在許衡等的影響下，姚燧前期主要以理學者的面目出現，這對他后來成長為一個文學家有較為明顯的影響。姚燧文學思想中的理學因素和許衡有很大關系，這也影響到他的創作。

　　二十四歲，姚燧“始取韓文讀之”，深為其古奧硬朗、雄剛昂仰的風格所吸引，這使他對當時文壇承襲金文，宗宋尚蘇而流于滑易骫骳的文風更加不滿，決心通過自己的實踐走出一條變革文風的路子來。

　　至元八年（1271），許衡因與權臣阿合馬不合，辭去中書左丞，轉任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開國子學，擇蒙古弟子以教。他奏召十二弟子為伴讀，分置各齋，為齋長。姚燧為其中一人，遂應征至大都。十二年，姚燧被任命為秦王府文學，從此走上了仕途。此后的五年中，他隨元軍到地方去安輯人民，興辦學校，致力于撫平元宋戰爭遺留下來的創傷。這五年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五年三人蜀，十病九歸秦。”詩句中流露出無限懷念之情。至元十七年，姚燧除陜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對無罪誤人和連累關押在獄者，“皆縱釋之”，“人服其明決”。后三年，轉任山南湖北道按察副使，于次年按部澧州，賑災濟民，興利除弊，“孜孜如弗及”。仕途經歷使他看到當時官僚的腐敗黑暗，也使他認識到戰爭給社會造成的百業凋零、滿目瘡痍的巨大破壞，他深深體味到當時民眾所處的苦難境地。

　　至元二十三年（1286）夏，朝廷以翰林直學士征召他。此后他又斷斷續續地任過大司農丞、翰林學士、江東廉訪使和江西行省參政，都以盡職盡責著稱。大德十一年（1307）冬，姚燧迎來了他一生中最大也是最后一次轉機：元廷仿漢征四皓故事起用姚燧為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主修《成宗實錄》《武宗實錄》。久于文壇，又至此高位，使當時的文人對他的修史為文多推崇有加，奉之為文壇盟主。姚氏館內名人出入（如閻復、胡祗遹、尚野、吳澄、袁桷、鄧文原、元明善等），跟隨他學習古文的也云集影從（如張養浩、貫云石、孛術魯翀、李泂、謝端、李之紹、劉自謙等），真可謂是門庭若市，象笏滿床，國內域外都以求得姚燧文章作為榮耀。至大四年（1311），武宗、成宗《實錄》終于修成，進之后不久，姚燧得告南歸。皇慶二年（1313）九月十六日，卒于家中，享年七十六歲，元廷謚之曰文。

　　為政之暇，和古代的傳統文人一樣，姚燧也喜愛游歷山水。在《別丁編修序》中，他說：“自歷荊憲至今，其間望舒二十四弦晦。居府者三之一，而水陸舟馬周歷乎澧峽、歸、鼎五州七縣者反居三之二焉。其于江山之清駛奇峭，人才之標特秀異，實若富于心中。”在《圣元寧國路總管府興造記》中，他又說：“燧思士生文軌混同之時，亦千載之曠遇，江山之形勝，風土之微惡，民俗之澆淳，必一就觀。”姚燧一生南北遷徙數次，足跡幾遍中國。今天可以考知的有長沙、武昌、龍興、九江、彭蠡、銅陵、湖口、岳陽、金陵、杭州、旌德、江州、會稽、吳城、揚州等地，其中武昌、龍興、吳城等地他都到過多次。秀麗多姿的山水風光和豐富多彩的民俗風情不但擴大了他的視野，豐富了他的社會閱歷，也陶冶了他的情操和品格。在游歷中，姚燧留下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也使他的散曲小令帶上了民間色彩。

　　姚燧出身名門，師從碩儒，這種環境再加上天性和才氣，使得他恃才放曠，頗為自傲，養成了豪邁耿直的個性。他推崇唐代“名滿天下，英風豪氣人莫能比”的大文學家、書法家李邕，《元史》記他“然頗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

　　元代前期高麗沈陽王父子，連姻帝室，用財貨結交朝臣，許多大臣都為之所動。至大年間，姚燧做了翰林學士承旨，名傾京師，當時的文人名宦多以求文為事，“其不得者，每為愧恥。”附庸風雅的沈陽王父子于是也向姚燧求為詩文，并贈送財寶。姚燧鄙視當時朝臣的貪婪失志，也看不起沈陽王父子唯事貨賂的行徑，沒有答應。這最終導致朝廷降旨，他才勉強作文應付。沈陽王父子得文后十分高興，當即贈送幣帛、金玉、名畫，多至五十筐。姚燧平素非常喜愛搜集古玩名畫，但是這次他卻立即將其分給了屬官、吏胥和侍從，留下金銀送給翰林院做費用，自己絲毫不取。有人不解，他說：“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為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為意。”充分反映了一個大國朝臣的器識和風度。后世修史者稱贊他“器識豪邁過人”。

　　為了統治需要，蒙古貴族統治者對各種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優禮政策。元初，佛道二教都相當盛行。當時北方的寺院道觀鱗次櫛比，門派發展非常迅速，尤其是各個派系都出現了許多名聲遠播的大師。在這樣的社會環境里，姚燧既負一世之名，自然免不了奉命為佛寺撰寫碑記，但是他卻往往在文中公開聲明自己是儒者，撰寫碑文實在是出于迫不得已：“燧學儒者，未嘗知為佛氏之言”，“燧性顓蒙，于周孔書，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源，矧于佛書？未嘗一望其涂涯，豈敢妄為曰知？然以壓于儲皇之命，不敢禮辭，故惟即夫賜田以言。”自覺地與佛學劃清界限。不僅如此，他還借此機會批評元代佛教泛濫、寺院林立、僧徒眾多的狀況，如《重建南泉山大慈化寺碑》、《儲宮賜龍興寺永業田記》等，表現出了過人的膽識和勇氣。終于，在他七十四歲那年發生了“磨平淮碑”事件。這一年，他奉元武宗之命撰寫了《崇恩福元寺碑》，文中有“祝發與前圣往矣，于佛焉依”等語。當時的一些僧人認為“祝發”是謾罵出家人，“焉”是疑問詞，表示否定，他們對這非常惱火，把它訴諸太后。這件事后來經李宗師等據理力爭才免于追究，但還是磨平碑文，轉由他人別撰。位至光顯而依舊個性耿直，剛烈不屈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其不見容于朝是必然的。恐怕這也是他每每任職不久就辭職的原因之一。

　　做為一代文豪，與元代社會風尚相合，姚燧的性格又具有風流灑脫的一面。宴席之上，酒酣神爽，賦詩酬文，他都表現得頗為豪放灑脫，流露出風流疏宕的個性。受世俗放蕩風氣的影響，姚燧也時常出入秦樓楚館，有過一段狎妓生活。從今存資料看，與姚燧交往的大多是色藝雙全的名妓。《青樓集》里就載有他和閻復等人常于“能詩詞，善諧笑，名重京師”的樂妓張怡云的海子家中小酌、彈飲的佚聞。而今存作品中，這方面的記載也有不少，詞〔浪淘沙〕《贈重陽奴》和散曲〔越調〕《憑闌人》等就是代表。姚燧身居高位，在與同僚們宴飲時，自然也不乏歌妓侑酒的場面。在一些詩詞中，他也寫到這一點，表現了他風流灑脫的個性。在與歌妓的交往中，姚燧同情她們，尊重她們，理解其不幸的處境，也為她們鳴不平。他在大都任翰林學士承旨時，偶于宴席中，遇到一位秀麗嫻雅的歌妓，微操南音。姚燧把她招到席前，問之再三，終于得知她是宋儒真德秀的后人，因父親官微祿薄無法償還公債而被賣入娼家，于是他派人請求丞相為之落籍。事后又把她以女兒的身份許配給他熟悉的一名史官。這件事在京師被人傳為盛事，嘉興縣闕為此曾賦詩三百余言。《輟耕錄》以“玉堂嫁妓”為名完整地記載了此事。

　　姚燧以散文創作著稱，這些創作大致可分為序記文和碑志文兩類，二者在總體上有一致的藝術風格。最突出的特點是講究文章氣勢的剛勁雄豪，如《盧威仲文集序》中對盧威仲的敘述就很有代表性：“甲辰一疏，奪權臣而褫其氣，蠶織而蟹匡，范冠而蟬緌。夸者知往之不可恃，悖者知禮之不可失，其有功于名誼如此。垂紳學館之際，是非必陳，邪正必辨。闕政無能言而言之者，必威仲也；巨憸無能拒而拒之者。必威仲也。射精而猿號，鑒明而塵至，威仲于是不見容于表著之底矣。”這段文字寫來語言古奧而簡潔，氣勢剛勁而雄豪，確實代表了他這方面的風格。

　　姚燧古文創作宗法韓愈、司馬遷，主張文氣論。在《馮氏三世遺文序》中，他說：“夫人之言為聲，聲源于氣。中順之氣勁，故其辭簡潔而峻清；右部之氣和，故其辭溫厚而優柔；通議之氣粹而正，故其言誕布除拜，吟情托物，誅奸彰善者，劃戛陳言，一以經史為師，淡麗而不諛，奧雅而雄深，多體而不窮，視金諸作最為高古，信一代文章之宗也。”姚燧這里的氣和曹丕的“氣”很接近，指人的稟賦，表現為作者的氣質、性情和才調等個性因素，由于作者個性的不同而在文章中形成不同風格。正是由于這種文學理論的指導，才使得他在文學創作時，具有自覺或不自覺的個性意識，敢于大膽袒露自己的情懷。

　　姚燧文章的風格適應了元初文學發展的需要，與當時文壇上占有很大勢力的元好問的弟子閻、徐、李、孟等的宗宋尚蘇的文風不同，相對于他們滑易骫骳的文風有一定的補偏救弊作用，有一定的創新性和較強的時代意義，因此很受時人的喜愛。張養浩、吳善在為他文集寫的序中就主要表現了對他這方面的推崇。在《桂隱文集序》中，虞集也贊嘆地說：“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深之氣以為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為言不盡同于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對他文章氣勢的推崇幾乎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元史》本傳對他文章的評價也主要是著眼于他的這一方面。

　　姚燧文章以語言的古雅深邃著稱，這和他的個性有著密切的關系。正是他的這種個性使他在宗宋派流行的文化背景下，在開始文學創作時能頂著周圍的壓力，面對當時人“不余知”的現實，迎頭而上，主張師法古人，為文崇尚高古、格古，致力于文風的改革和創新，用功甚勤，逐漸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語言風格，取得了較高的文學成就，終于得到了社會的普遍承認。他的這種創作風格在他晚年成為引人注目的文學現象。

　　此外，姚燧文章還有一些個性的和特殊的表現。他的不少碑志文刻畫清晰、形象生動，具有傳記文學的特色；而序記文則多數寫得變化多姿、文筆流暢、灑脫優美，更富有文學性。
今存姚燧詩有147首，既有古詩也有律詩，尤以古詩成就為高。《清明日陪詩僧悟柳山登落星寺》寫得頗有氣勢，可見他在古詩方面也受到韓愈的影響。《京師病中》六首則寫得感情濃郁，深摯委婉，是元詩中膾炙人口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