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虛賦》八個自然段，可分為三部分。前三段寫云夢澤的地理風貌和自然富有，中間四段寫楚王游獵云夢之樂，最后一段寫烏有先生對子虛的批判，歸結諷諫主題。前兩個部分列述奢侈淫游的種種表現，后一部分揭示淫逸奢侈的危害。

　　此賦對人物的設定及所表現的感情的特質方面，同此前的作品相比，有明顯的不同。在屈原的《離騷》和《九章》中，作者都是直接抒情，賈誼的《吊屈原賦》也基本如此。宋玉的《高唐賦》和《神女賦》通過假設問對的方式展開，作品中出現楚王和宋玉兩個人物。枚乘的《七發》假托于楚太子與吳客，作品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通過假設的人物實現，而其情感特征仍屬于個體的性質，即作品中的“宋玉”、“吳客”個人的認識或感受。子虛、烏有的對話則不然。這里固然是兩個單體的人在談話，但這兩個人物所承載的身份、意義卻已不同。子虛以使臣的角色出現，其所陳述的內容，所表達的感受，既是他個人的，同時也與他使臣的身份、使命有直接的關系。他的榮辱之感已同楚國的榮辱緊密聯系在一起。作品中的烏有先生是齊人。雖然他沒有維護齊或代表齊之利益的使命、職責，但談話間卻無不為齊爭辯。他在夸耀齊之廣大以后說：“然齊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為無以應哉？”這就不是以朋友的或個人的口吻談話，而是在批評子虛的同時，也于言談間維護齊的威望。作品中的人物已不是單體的個人，他們承載起了群體的感受與意識。這一變化對《兩都賦》和《二京賦》的人物設定都有深刻的影響。

　　同時，作品內容的展開和人物對話中的沖突，更深刻地展現出不同時代、不同人群間的思想沖突，通過子虛、烏有二人的對話，表現出兩種不同的使命意識。

　　作品開篇便揭示子虛的身份：他是楚的使臣，出使于齊，受到齊王的熱情接待：“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與使者出田。”畋獵畢，子虛“過詫烏有先生”。二人思想觀念的差異也隨之展開。《史記集解》引郭璞曰：“詫，夸也。”子虛拜訪烏有先生，本出于炫耀的動機，此后，其所談的內容與這一動機正相合。

　　在諸侯分立的時代，諸侯交際、聘問的歷史上確實存在各式各樣的明爭暗斗，使臣與出使國君臣彬彬有禮的交往中存在著對榮譽、利益的挑戰和維護。同時，使臣是否受到尊重及在何等程度上的尊重，則是兩個諸侯國間關系的直接表現。晉趙孟出聘鄭，受到特殊的禮遇，不取決于晉鄭的友好，而在于鄭對晉的依附，在于趙孟執掌晉之政柄，加之以他個人的君子風范和人格魅力。

　　與之相反的，則是諸侯與使臣交往中一些隱藏在溫文爾雅外衣下的明爭暗斗。

　　前代諸侯間的爭斗與不快，正是子虛在出使中顯得極為敏感的原因。在《子虛賦》中，大國諸侯恃強凌弱，妄自尊大的強國心理，對使臣的使命意識構成威脅。使于四方，不辱君命，這是古代使臣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則。而不辱君命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情況和形式，特別是大國之間，既要完成出使任務，還要在應對間，宣揚國之長或優勢，顯示其國力，揚威諸侯。這是貫穿于子虛滔滔宏論中的潛臺詞，也是構成《子虛賦》中第一個波瀾的主色調。

　　烏有先生對子虛的回答中不免有為尊者諱，有維護齊之威望的嫌疑。他認為，齊王“悉發境內之士”的畋獵，完全是出于對使臣的熱情，“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否定齊王有炫耀之意。至于說詢問楚的情況，在他看來，也是極其友好的表示：“問楚地之有無者，愿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余論也。”都是出于好意。反倒是子虛過于敏感，將友好的接待誤解為比權量力的明爭暗斗。烏有先生進而指出，子虛的談話使自己陷入兩難的境地：“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如果他所說屬實，那就玷污了使臣的使命，不僅沒能張顯楚王的德，反而暴露了楚王貪圖淫樂奢侈的缺點。如果他僅僅出于虛榮心而說了謊話，則表明他缺乏誠信，人品操守有虧，作為使臣來說，也是不稱職的。

　　孔子云：“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烏有的言論中不曾涉及前代文獻記載，然而，在作者運用的文學語言中已經浸透了前代思想滋養。他們二人之間的言論中表現出兩種不同的使臣意識，表現出對國家之美的兩種不同理解。他們的言論中也表現出兩個文學人物間的差異：子虛是一個徒逞一時之快的思想淺薄的人。烏有先生則是諸侯對立時期的賢士的形象。兩個形象的差異和他們言論的交鋒構成了《子虛賦》中文脈的波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