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小節，作者先介紹了自己的二個別號“醉翁”、“六一居士”。“醉翁”是慶歷六年他被貶滁州時的自號。熙寧元年，歐陽修又在穎州修建房屋，準備退居，他“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于頤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滁州有滁山，穎州有穎水，合起來就表示出作者晚年想擺脫世間煩擾、寄悄山水的思想。

　　第二小節，作者采用主客間答形式，借客人的提間，先說明自己稱六一居士的含義，即晚年在家中陪伴一老翁自己的是一萬卷書，一干卷金石遺文，一張琴，一盤棋，一壺酒。從這個稱號的含義，一方面可以休察出作者晚年只賴于這五種物品的孤寂無聊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者想擺脫煩擾、憑此安度晚年的樂趣。但客人仍就作者多次更改稱號提出疑問：“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對這個道理。作者不是不知道，所以他說：“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由此引發，作者便開始抒寫自己晚年陶醉于五種物品的樂趣，就是當此時，泰山在面前也看不見，炸雷劈破屋柱也不驚慌；即使在洞庭大原野奏起九韶仙樂，在涿鹿山前觀看激烈戰斗場面，也比不上這樣快樂舒適。但是目前，作者還苦于不能在這些物品里面盡情亨樂。其原因，是“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二是“優患思慮勞吾心于內。”這樣使得作者雖沒生病而外貌已顯得憔悴，雖還沒太老而精神卻已衰竭，沒有什么空暇陶醉于這五種物品了。可見作者對官場生活已十分厭倦，因此急于退休過安閑的隱居生活。雖然作者目前還沒能退休，但是他堅信，由于他向朝廷告老辭退已三年，朝廷總會能予批準，那時回到田園享受與五種物品交觸之樂的愿望一定能實現；所以起下這個六一居士的名號來表達自己向往的樂趣。客人又間：“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于是作者接著分析，長期被官場拖累已經很覺勞苦了，而且還有很多優患纏身；為這五種物品吸引是精神上得到安逸，而且沒有禍患。兩者相比，當然是選擇后者了。

　　從第二小節的主容問答之中，作者晚年消極隱退的思想顯露了出來。歐陽修年青時意氣風發、豪情滿懷。他以天下為己任，立志改革時弊，是范仲淹“慶歷新政”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在文學上，他團結、提攜一大批優秀文人，反對“西昆體”，倡導“古文”運動，被公認為文壇的領袖。但是，隨著政治上的一次次受挫，一次次被放逐，他心恢意懶了。雖晚年被重新起用，官位也很高，但朝政的腐敗，官場的爾虞我詐，加上志同道合的摯友的相繼去世，使他再展宏圖的幻想破滅了，思想開始消極、苦悶，甚至對王安石的變法也持了消極對立的態度。歐陽修從勇于改革到消極悲觀，在政治生涯中可謂是虎頭蛇尾、有始無終。這固然暴露了他思想上的弱點，但這也是當時社會和歷史的局限。

　　在主客對話的基礎上，作者最后又進一步總結了自己想退隱的三條理由。一是年青時出去做官，年老了退休，不一定非得等到七十歲，這是人生的規律。二是自己任職期間并沒有值得稱贊的成績。三是自己壯年時就想退職（歐陽修中年以后的詩文就多有辭官歸田的思想），現在年老體弱就不能再貪圖過分的榮耀俸祿了。作者說，具備這三條理由，即使沒有五種物品的吸引，也應該離職了。言外之意是更何況有與這五種物品共處的樂趣。三條理由表面上看正當、充分，但字里行間卻流著作者對仕宦生活的厭倦。

　　這篇文章在傳記文中是別具一格的。它沒有具體敘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經歷，而是由自己晚年更名六一居士的由來說到自己的樂趣，又說到自己渴望退休的心情及對現實生活的厭倦。由于文章采用了漢賦的主客同答方式，所以很便于逐層推進地闡述這種思想和情趣，而且也使行文跌宕多姿、情感深切，本文的語言也是既平易曉楊又形象深刻。如作者寫他陶醉于五種物品之時說“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于洞庭之野，閱大戰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這比喻極為生動，它既喻為自然界的各種聲響又喻為社會官場的糟雜事物。作者能置之而不顧，深刻說明他對五種物品的樂而不倦和專心致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