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詩《史記》、《漢書》都未見收載。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從《楚漢春秋》中加以引錄，始流傳至今。《楚漢春秋》為漢初陸賈所撰，至唐猶異。劉知風、司馬貞、張守節都曾親見，篇數與《漢書·藝文志》所載無異。本詩既從此書輯出，從材料來源上說，并無問題。有人認為漢初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詩，頗疑其偽，但從見載于《漢書·外戚傳》的《戚夫人歌》及酈道元《水經注·河水注》的《長城歌》來看，可知秦漢時其的民間歌謠，不乏五言，且已比較成熟。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二《考史》認為此詩是我國最早的一首五言詩，可見其在中國詩歌史上地位之重要。

　　關于《垓下歌》，時下盡管有著種種不同的分析理解，日人吉川幸次郎甚至認為此詩唱出了“把人類看作是無常的天意支配下的不安定的存在”“這樣一種感情，”從而賦予了普遍性的永恒的意義（參看《中國詩史》第40頁，章培恒等譯，安徽文藝出版社），但若與《虞姬歌》對讀，便不難發現，項羽的這首詩原本是唱給虞姬聽的愛情詩。“虞兮虞兮奈若何！”不是明明在向虞姬傾訴衷腸嗎？項羽十分眷戀虞姬，所以在戎馬倥傯之際，讓她“常幸從”；虞姬也深深地愛著項羽，因此戰事再激烈，她也不肯稍稍離開項羽一步。項羽在歷次戰役中所向披靡的光榮經歷，深深贏得了虞姬的愛慕，項羽成了她心目中最了不起的理想英雄；而項羽的這些勝利的取得，又焉知沒有虞姬的一分愛情力量在鼓舞作用？從愛情心理而言，像項羽這條剛強漢子，是不會在自己心上人面前承認自己有什么弱點的，因此，他即使心里十分清楚自己為什么會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而在口頭上卻不能不推向客觀，一會兒說是“時不利”，一會兒說是“騅不逝”，而自己呢？依然是“力拔山兮蓋世”，一點折扣也沒有打。項羽畢竟年輕，那會兒才三十出頭，對愛情充滿著浪漫的理想。他愛虞姬，就一意想在她的心目中保持一個完美的形象。對于虞姬來說，她也正需要這樣。極度的愛慕和深情的傾倒，使她決不相信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英雄會有什么失誤。盡管現實無情，“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步步進逼的漢兵與聲聲凄涼的楚歌已經使楚軍到了瓦解邊緣，但她仍對眼下發生的一切變化感到困惑不解。

　　在這種心態下，項羽的這支歌便成了她最好的安慰，最樂意接受的解釋。堅貞的愛情，不僅驅逐了死亡的恐懼，且將人生的千種煩惱，萬重愁緒都凈化了，從而使她唱出了最為震撼人心的詩句：拔山蓋世的氣概與失敗的結局是不和諧的，但英雄美人誓不相負的堅貞愛情是和諧的。在生死存亡的總崩潰的關鍵時刻，虞姬的這支歌，對項羽來說，不是死的哀鳴，而是生的激勵。項羽處此一籌莫展之際，雖然痛感失敗已不可避免，一生霸業轉瞬將盡，但這猶可置而不論；而禍及自己心愛之人，則于心何忍！虞姬深悉項羽此種用心，故以誓同生死為言，直以一片晶瑩無瑕的情意奉獻，其意蓋欲激勵項羽絕棄顧累，專其心志，一奮神威而作求生之最后努力。若此說尚能探得古人心意，則不妨代項羽試為重和虞姬歌，以為此文之結束：漢兵何足懼？百戰無當前。揮戈躍馬去，勝敗付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