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圍繞“取其名而去其實”的中心論點，分為兩大部分展開論述：前平論師道，后半論創(chuàng)作。雖前后側(cè)重點不同，但其內(nèi)在筋脈卻終始一貫，渾灝流轉(zhuǎn)。

　　開篇即針對韋中立提出的“欲柑=相師”明確作答，說自己“不敢為人師”。下文連舉兩例，陳述不敢、也不愿為師的理由。其一是韓愈為師之例，其而是孫昌胤行冠禮之例，前者為主，后者為輔，二例共同說明一個問題：流俗不問是非，見怪即吠，倘若獨為眾所不為之事，必然招致厄運。

　　韓愈為師事是最有力的址明。魏晉以降，世風(fēng)日下，人們恥于言師。而韓愈卻不順流俗，收召后學(xué)，作《師說》，抗顏為師，結(jié)果招致眾人笑罵，被目為狂人，不得不匆匆東行。由此見出為人師者的下場，也見出世風(fēng)的澆薄。為了更形象地印證世俗的少見多怪及其嚴(yán)重危害：“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鬧取怒乎？”這就是說，為師者并無過錯，問題出往那些見怪即吠的世人身上，而且這些人是如此之多，能量是如此之大，這就不能不令人為之憂懼，并力避“召鬧取怒”。進一步看，“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遭群犬之吠，那么，“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就不是明智之舉了。更何況作者身為被貶之人，已蒙罪名；謫居九年，病疾不斷；又有什么必要僅為一個為師的名號而自取其辱，讓那此“呶呶者”一天到晚住耳邊聒噪，擾亂心境呢？在這里，作者所舉之例、所說之話看似帶著諧謔味道，但其內(nèi)里實則隱含著無比的悲凄和沉痛，隱含著對韓愈的同情理解以及對浮薄世風(fēng)的憤懣。

　　柳宗元之不為師，并非否定師道，實在是因為怕遭世人非議而不愿空擔(dān)一個為師的名號。在此后所作《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巾，他曾這樣說道：“仆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學(xué)之士到仆門，日或數(shù)十人，仆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雖若是，當(dāng)叫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者，非以師為非，弟子為罪也。”由此可知，柳宗元當(dāng)年在長安時就已經(jīng)一方面避師之名，一方面行師之實了。證因為如此，所以下文話題一轉(zhuǎn)，回到韋中立身上-，非常客氣地表明可以行師之實——“假而以仆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仆固愿悉陳中所得者。”但決不愿擔(dān)為師之名“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

　　既然可行師之實，就有必要將自己為文的心得告訴對方。于是，下文開始專力論為文之道。從少年時的“以辭為工”，到成年后理解的“文者以明道”；從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參考的對象，娓娓道來，有條不紊，深刻驚警，啟蒙發(fā)凡。作者是既重“道”又重“文”的，雖然“文”的目的在“明道”，但“文”本身又有其獨立自主性，要將全副精神投入，才能將之作好，才能有所創(chuàng)新。這就要求為文者既要去除“輕心”、“怠心”、“昏氣”、“矜氣”，避免浮華、松散、雜亂等弊端，又要根據(jù)不同情形，或抑或揚，或疏通文氣，或刪繁就簡；與此同時，還要擴大視野，遍覽《尚書》、《詩經(jīng)》等儒家經(jīng)典，以及《莊子》、《國語》、《離騷》、《史記》等文史精品，充分吸收古人創(chuàng)作上的經(jīng)驗，借以磨礪氣勢，暢達條理，縱橫思緒，增多意趣，使其既含蓄深沉義簡潔明凈。這段論文之浯，是作者多年來的創(chuàng)作心得，堪稱一篇精到的創(chuàng)作論，如今和盤托出，以示韋中立，這種做法，不正是老師淳諄教誨弟子的行為么？但作者雖行師之實，仍堅決不要師之名，因而在文章結(jié)束處再次告誡對方：“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既回應(yīng)前文，又一筆點題，曲包余蘊，令人回味無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