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為答御試策而寫的一批論策中的一篇。根據《史記·留侯世家》所記張良圯下受書及輔佐劉邦統一天下的事例，論證了“忍小忿而就大謀”、“養其全鋒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筆縱橫捭闔，極盡曲折變化之妙，行文雄辯而富有氣勢，體現了蘇軾史論汪洋恣肆的風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張良圯上受兵書之事。這個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話色彩，以司馬遷的才華慧識，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評注，常令后人對太史公秉筆直錄產生懷疑。其實，早在宋代就有蘇軾寫了一篇《留侯論》，對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釋和發揮。

　　蘇軾在文中獨辟蹊徑，化腐朽為神奇。依蘇軾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馬遷之所謂鬼物，而是秦代有遠見卓識的隱君子，他的出現其意也不在授書，而是有意試一試張良的隱忍度的。張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敗之后隱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對此深為惋惜，特意用傲慢無禮的態度狠狠地挫折他。結果他能夠忍耐，說明還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稱他“孺子可教矣”。經蘇軾這么解釋，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馬遷對這段軼聞也是十分厚愛的，但他沒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環。蘇軾之高明，終于使這段佳話點石成金。

　　這篇散文是蘇軾早年所作，字里行間洋溢著作者的博聞才識和獨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闡發“忍小忿而就大謀”，為使論點具有說服力，作者廣征史實，不僅引用了鄭伯肉袒迎楚，勾踐臥薪嘗膽等善于隱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項羽、劉邦等不善于隱忍的反面典型，從正反兩方面加以論證發揮。作者引證史實層層遞進，流轉變化，不離其宗，抓住留侯能忍這一主線，進一步闡明張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業。這篇文章能開能合，氣勢俊逸奔放，雖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簡意賅，分析透徹，鞭辟入里，顯示了青年蘇軾杰出的文學才華，千百年來成為立論文章的典范。

　　詩有詩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論文章，這篇文章開宗明義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這句話凝結了青年蘇軾對世事人生波折的經驗，有意無意之中為以后的奮斗撰寫了座右銘。蘇軾當年，屢遭貶謫，正是以忍為大德，才造就一個詞、文、詩、書、畫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為宋代文壇上開創了獨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說，作者明寫留侯之忍，實際上是以古喻今，告誡自己不能鋒芒太露，面對復雜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業。

　　蘇軾這篇論文還給讀者一個啟示，好的素材還要善于運用，即使是文學大家也不能等閑視之，也需要有一個深入分析反復提煉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