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漏院記》是王禹偁為世人傳誦的政論性篇章之一。從題目類型上，這屬于“廳壁記”，實際卻是一篇充滿政治色彩的“宰相論”，以宰相待漏之時的不同思想狀態，將宰相分為賢相、奸相、庸相三個類型，褒貶之意非常鮮明，反映了他對現實政治的憂慮、批判與幻想。

　　文章開篇探究天道的運行規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對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書·武成》）的治道原因進行解釋，借以導出宰臣勤于政務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從而自然轉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則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時的整肅莊嚴場面，繼而以“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這個設問作為過渡，圍繞待漏之時宰相們的所思所慮所追求，將這批人分為賢才、奸才和庸才三個類型，勾畫各自的面孔與靈魂。宰相總理全國政治、經濟、軍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務，位高權重，能夠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從而對整個國家造成影響，亦即“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而如何保證相權的正當實施呢？作者把它歸結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為公則賢，“思”為私則奸；賢者“憂心忡忡”于安黎民、撫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薦賢才、斥佞臣、禳災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復私仇、報舊恩、斂財富、陟同黨、斥異己、巧言諂容取悅君王；賢者居高官食厚祿而無愧，奸者不保于自身。這兩種人在思想上針鋒相對，對權力與責任的理解和運用亦截然不同，他們也會最終得到相應的獎懲。作者用對比手法分別刻畫二者的內心世界、表現其對帝王乃至國家政事的不同影響，以及各自的結局，使得賢相與奸相勢同水火的狀態更為鮮明地呈現在讀者眼前。至于庸才，則只以寥寥幾筆為之勾勒臉譜，說他們既無過不必挨罵，又無功不受贊譽，成天隨大流，尸位素餐、濫竽充數、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導詩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張行文要明白曉暢，自然平易。《待漏院記》不僅在結構上具有對稱美，語言成就更為突出：以四字句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瑯瑯上口；某些段落靈活押韻并自由換韻，充滿節奏美、韻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齊勻稱，又有紆徐之致。五十多年后，慶歷新政中失敗被貶的范仲淹寫下《岳陽樓記》，其中“先憂后樂”的警句固然與此文之中“夙興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構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記》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