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對》就是寫劉備前去拜訪諸葛亮，請諸葛亮出山為他出謀劃策。文章通過隆中對策，給讀者塑造了諸葛亮這個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審時度勢，觀察分析形勢，善于透過現狀，掌握全局，并能高瞻遠矚，推知未來。作者對諸葛亮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開頭寫他“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就頗耐尋味。“躬耕隴畝”，并不是簡單地寫他親自耕作，而是著重說明他隱居于田野。于此讀者可以想到，一個負有卓越才識的人而隱居不仕，必有重重憂事在心。而“好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這個問題。《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傳在齊魯之間的感慨時事，憂傷戰亂的歌曲。諸葛亮吟誦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懷，以表達他感傷亂世的思想感情和對軍閥混戰的不滿。作者用一“好”字，說明他并非偶爾一吟，可見其感慨之深。“身長八尺”，是外貌描寫。但從這堂堂儀表的外貌描寫里，不僅為了顯示人物的魁偉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所以作者接著寫他“每自比于管仲、樂毅”，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蕓蕓眾生。管仲，是春秋時期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業的顯赫一時的豪杰。樂毅，是戰國時期燕昭王的國相，曾率五國之師伐齊，拿下齊國七十余城，迫使齊王狼狽出奔的英雄。諸葛亮“自比于”他們，說明他和他們一樣胸懷大志，決非庸人一流。對諸葛亮的自許，客觀上也有不同的反響，對此作者也著意作了交代。“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這里說的“時人”，自然是指當時社會上的一般人。他們“莫之許”，并不說明他才能低下，平生無大志，恰恰說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說明他不是那種夸夸其談，鋒芒畢露的人，而是一個聲聞不彰，謹慎從事的人。因而不被“時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與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則完全承認諸葛亮的自許是符合實際的，決非妄自尊大。接著寫徐庶向劉備推薦他，更見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說：“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愿見之乎？”他用“臥龍”一語，對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評價。在封建時代，“龍”是被神化了的四靈之長，用“龍”來比喻諸葛亮，在當時可算是最高不過的評價了。然而又用一個“臥”字，說明他雖有卓絕的才干，卻是英雄無用武之地。這又與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作了有機地呼應。“思賢若渴”的劉備聽得有這樣一個“臥龍”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脫口說出“與君俱來”。可是他并不了解諸葛亮決不奉迎以求聞達的為人，所以徐庶接著說：“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這不僅把諸葛亮那種決不屈身俯就的品質和至高無上的尊嚴寫了出來，而且也為劉備屈身親往隆中求見諸葛亮作了鋪墊，制造了氣氛。劉備屈駕求見諸葛亮，“凡三往，乃見。”這既是對劉備是否真誠求賢下士的觀察和考驗，同時也是對諸葛亮自許甚高，決不輕易結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劉備“凡三往”求見諸葛亮，這就完全可以證明劉備的求賢下士是出自真心誠意，諸葛亮這才同他相見。劉備“三往”，旨在討計問策，以成就大業。問策之前，劉備先“屏”去左右人等，這就進一步說明，他們雖然只是初次相見，但決非一般的往來酬酢，弄得如此機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實也正是這樣。劉備“屏”去左右之后，首先從“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的天下政治形勢說起，表露他對漢室江山傾頹，皇帝遭到挾持的深切憂傷，以及對奸臣（主要指曹操）竊取政柄的強烈不滿。接著又以十分謙遜的口吻和堅定的態度述說了自己“興漢除奸”，“欲信大義于天下”的平生抱負。最后誠摯懇切地提出咨詢，向諸葛亮求教，從而引出諸葛亮的對策。諸葛亮對策，是本文的重點，也是集中刻畫諸葛亮這個卓越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形象的重點。

　　諸葛亮在對策中，為劉備成就蜀漢大業規劃了一條明確而又完整的內政、外交政策和軍事路線，相當周詳地描繪出了一個魏、蜀、吳鼎足三分之勢的藍圖。這個藍圖，是建立在對現實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之上的。劉備后來就是基本上按照這個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漢政權，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從寫作上看，本文的層次極為清晰，結構十分謹嚴。作者自始至終圍繞著諸葛亮對策這個中心思想，圍繞著諸葛亮這個人物形象進行敘寫議論。作者先寫“隆中對”前，次寫“隆中對”時，后寫“隆中對”后，結構布局一目了然。寫“隆中對”前，采用了正面敘述的方法，寫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會聲譽，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諸葛亮其人的與眾不同。繼而又從側面加以敘寫，通過徐庶的薦舉和劉備的屈駕“三往”，進而襯托出諸葛亮的才質非凡。這就為諸葛亮對策作了鋪墊，制造了氣氛。先有劉備之請，而后有諸葛亮之對，自然是順理成章。如果說隆中對前，是通過作者的敘述和他人的反響來突出諸葛亮的高明的話，那么隆中對時，則是讓人物自己登場現身說法，進行具體論述，從而更雄辯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諸葛亮對天下形勢深刻觀察和科學分析，把自己的對策作了有條不紊地論述。如前所述，他先論“不可爭”與“不可圖”，次論“可爭”與“可圖”，最后寫“爭”與“圖”的具體步驟和規劃，沿著事物本身發展的規律，由近及遠，層層遞進地闡述了自己的見解，這樣寫來，既精辟地論述了當前形勢，又推斷了將來的發展趨勢。在論及建立根據地時，什么地方適宜，什么地方不適宜；什么地方先“圖”，什么地方后“圖”，談得一清二楚。在論及統一大業時，先談對內、對外等多方面的準備，后談如何進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寫隆中對后的反響，不論是對人物形象的刻畫，還是從文章的結構來看，都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本文語言的概括精練，也達到了相當完美的高度。諸如寫“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僅僅用22個字，就把諸葛亮的生活狀況、思想狀貌、體軀外貌以及生平抱負勾畫出來。再如諸葛亮對策后寫劉備的反響，只用一個“善”字，就把劉備對諸葛亮的高度評價和他此時此刻的心境寫了出來。而當關、張“不悅”時，劉備僅用“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這個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動形象地道盡了他們之間不可分割的親密關系。而其中似盡未盡的深刻內容，留待讀者去尋思玩味。再就全文來看，篇幅也極為有限，然而卻能把對策及其前前后后寫得那么廣闊，分析得那么透辟，論述得那么周詳，也是難能可貴的。足見本文言簡而意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國志》被時人譽為“善敘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