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不辱使命》記敘了唐雎在國家存亡的危急關頭出使秦國，與秦王針鋒相對地進行斗爭，終于折服秦王，保存國家，完成使命的經過；歌頌了他不畏強暴、敢于斗爭的愛國精神。揭露秦王的驕橫欺詐，外強中干，色厲內荏的本質，雖不假修飾，卻十分鮮明生動，在刻畫人物性格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對白。除了很少幾句串場的敘述，幾乎全是對白；用對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經過和結局，重點突出，層次清晰；用對白表現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堅定，唐雎的沉著干練，口鋒銳利，義正辭嚴，秦王的驕橫無理，無不躍然紙上。

　　開頭一段是秦王嬴政在“滅韓亡魏”之后，雄視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脅，企圖以“易地”的謊言詐取安陵。在他看來，安陵君哪敢說個“換”字，更不敢說“不”，“使人謂”三字，劈頭即自稱寡人（只有對下，諸侯才可自稱寡人），見出秦王對安陵君的輕慢，“安陵君其許寡人”，著一命令副詞“其”，活現出秦王的盛氣凌人。安陵君識破騙局，婉言拒絕。“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態度和言辭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辭，是面對虎狼之敵的斗爭藝術。“受地于先王，愿終守之”，陳理為據，無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堅決的態度，必然會使“秦王不悅”。

　　這時，唐雎出場，“使于秦”，系國家人民的命運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窩，令讀者不能不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國的文章分三個段落來做，也是唐雎與秦王面對面斗爭的三個回合。唐雎如何到達秦國，怎樣拜見秦王，與本文中心無關，一概略去不寫，而直接寫會見時的對話。

　　進而體會秦王與唐雎的語言，其意趣和從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謂唐雎曰”之前，已經“不悅”，這時，他是壓住火氣說話，不像秦使者那樣“簡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脅，儼然是勝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這是質問。“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純屬威脅。話中句句不離“寡人”如何，還偏要說“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請廣于君”，秦王的狡詐驕橫之態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與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態度沉著明朗。寸步不讓，據理力爭：“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換做一個反問句，并以“千里”對“五百里”提出，就遠比安陵君的回答更為堅定有力，不給對方一點便宜。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悅”到“怫然怒”。這使本來就很尖銳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瀾，讀者頓生焦慮之情，為沖突的后果而擔憂。

　　第二回合是斗爭的高潮，從寫作來說是全文重心，因此寫得最細最詳。“秦王怫然怒”一句，籠罩全段。一個小國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國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難；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這個場面寫出來，寫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戰國策》的作者有這本領，而且勝任愉快，把這個場面寫得波瀾起伏，有聲有色，令人仿佛親臨其境。這一段作者分兩個層次來寫。第一層，秦王怒氣沖沖，施以恐嚇，“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稱“天子”，全不把一個小國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如果聯系“滅韓亡魏”的背景，委實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嘗聞也”一句，沉著冷靜，不為秦王的恐嚇所動，實際上是按兵待敵。因而這一層猶如兩大浪峰中的一個浪谷。

　　第二層，唐雎先是反唇相譏，“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對“天子”，真是寸步不讓。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兩個判斷句，斷然駁掉秦王“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的誣蔑，于是條件成熟，反攻開始。先用三個排比句擺出專諸刺王僚、聶政刺韓傀、要離刺慶忌的事實，又說“與臣而將四矣”，打掉秦王的氣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個四字短句，像滾木擂石般對準秦王打過去，以“二人”對“百萬”、“五步”對“千里”，不給他一點喘息時間，氣氛之緊張，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劍而起”，緊緊逼住秦王，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線完全被摧毀，只有繳械投降。

　　作者懂得寫好唐雎這段反駁痛斥秦王臺詞的重要，讓他來作這個回合的斗爭的主角，給他大段的獨白，用排比，用節奏鮮明的短句，讓他激昂慷慨地大講特講，賦予他狂風掃地的氣勢，而秦王已是一敗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動抽不出筆墨來寫，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沒有必要寫，因為秦王早已被這意外的一擊打昏了，他來不及思考一下眼前發生了什么，而結局已經擺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寫唐雎，突出了他大義凜然的鮮明形象，虛寫秦王，也更符合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寫法上反過來了，虛寫唐雎，因為唐雎的形象已經完成，再寫反而畫蛇添足從“色撓”至于“長跪而謝”，“先生坐，何至于此”，這是此時此刻秦王的所言，簡直讓人難以相信還是剛才那個秦王干的。秦王先因為自己是大強國有恃無恐，誤以為可以放膽作惡；后迫于眼前處境，黔驢技窮，不得已而為之，并不能改變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對唐雎的恭維顯然言過其實。

　　作者充分調動了對比、夸張等藝術手段以烘托氣氛，同時對二人的情態舉止的變化略加點染，強化沖突，精心營造戲劇性的驚心動魄的場面。兩種人物、兩種思想和行為的對比，可以突出他們各自的特征，讓讀者認識得更清楚，這是一種廣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達方法。同樣，俗話說，“紅花雖好，還需綠葉扶持”，襯托在很多種情況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這兩種有效的表現方法結合起來，相輔相成，收到了顯著效果。我們先說本文中對比手法的運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對立而存在的，他倆之間生死不容、唇槍舌劍的斗爭，為作者充分運用對比的手法，提供了堅實的生活基礎，因而作者緊緊抓住這一點，對比著來寫兩個人物。

　　例如寫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對比，藝術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這一復雜性格──既是兇惡的，又是虛偽的。

　　又以安陵君來襯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態度決定著唐雎的態度，他不失為明君，但卻比唐雎軟弱，更缺乏才干，大敵當前，他有見識，會應對，卻拿不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找不到走出險地的途徑。而唐雎出使秦國，面對秦王，一開口便勝安陵君一籌，“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則一句比一句更有鋒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厲內荏，只要掌握時機，就能一舉而戰勝之。但反回頭說，沒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縱然渾身膽識，怕也難有用武之地。兩個人物，兩種性格，互為表里，相輔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