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蒼舒字才美（蘇軾詩集作“才翁”），長安人。擅長草書、隸書書法，人稱得“草圣三昧”。蘇軾由開封至鳳翔，往返經過長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寧元年），蘇軾鳳翔任滿還朝，在石家過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跡，堂取名“醉墨”，邀蘇軾作詩。蘇軾回到汴京，寫了這首詩寄給他。

　　蘇軾是大書法家，有多篇詩談到書法。像《鳳翔八觀》里的《石鼓文》、《次韻子由論書》、《孫莘老求墨妙亭詩》和這首《石蒼舒醉墨堂》，都是膾炙人口的。那幾首詩都涉及論書，而這首詩純粹從虛處落筆，尤其特殊。

　　這是蘇軾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來的七古中常見辯口懸河、才華橫溢的特色，這首即是這種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現。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詩也就在這名字上翻騰。

　　起首明要恭維石蒼舒草書出眾，卻偏說草書無用，根本不該學。這種反說的方式前人稱為“罵題格”。

　　第一句是充滿牢騷的話。這些牢騷是和蘇軾那段時期的感受分不開的。在鳳翔的前期，知府宋選對他很照顧。后來宋選離任，由陳希亮接任。陳希亮對下屬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蘇軾起草的文字，他總要橫加涂抹。蘇軾對此很不滿，在詩里也有所表現，如《客位假寐》。蘇軾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張變更法度，蘇軾也不滿意，以致后來因此而遭放逐。這時雖未到和王安石鬧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騷，所以借這首詩沖口而出。這句話表面上不怎么樣，但把“憂患”的根源歸于“識字”，是有點驚人的。至于“憂患”到底何在，作者卻一點即收，使讀者自己領會。古人輕視識字的，要數項羽最有名氣。他認為字不過用來記記姓名，不值得學（《史記·項羽本紀》）作者巧妙地用了項羽這個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跡。開頭說，識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況認草字；寫草字，又寫得龍飛鳳舞，讓人打開卷子一看驚嘆不己，那就更不對了。“惝恍”二字形容草書的變化無端。“令人愁”明貶暗褒。這兩句緊緊呼應下文“興來”二句。這四句破空而來，合寫兩人而側重對方。

　　五六二句從詩人到對方，在章法中是轉換之處。蘇軾是書法家，《次韻子由論書》一開始就說：“我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用“我嘗好之”對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貶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對方草書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點明“醉墨”的旨趣。七八兩句把《莊子》兩個篇名用來贊美對方草書功力之深。九、十兩句正面點明以“醉墨”來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兩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應“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評，實是夸獎。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之不倦，造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贊美。這四句極有層次，首句總提，次句暗用前人“筆冢”（如王羲之、智永、懷素等）的故事寫其用力之勤。接下來寫其造詣之深，這是用力之勤的結果。這兩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應，一正寫，一比喻。條理井然，語言飛動。

　　“我書”四句回到詩人自己，呼應上文“我嘗好之”句。詩人先謙稱自己的書法“本無法”，即不合規矩，“點畫”句和“惝恍”句相應。接下兩句反問石蒼舒為何對他的書法如此偏愛，表面上是詩人自我否定，實有自負書法之意。如果正寫就顯得乏味，而且易流為詩人的自我吹噓，用反詰語氣來表現，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體。懷素說：“王右軍云，吾真書過鐘而草不減張。仆以為真不如鐘，草不及張。”“不減鐘張”句即翻用這個典故贊美石蒼舒。漢末張芝（伯英）和羅暉（叔景）、趙襲（元嗣）并稱，張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余。”（見《晉書·衛恒傳》）“下方羅趙”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書”。張芝人稱“草圣”，《三國志·魏書·韋誕傳》注說，張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來寫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臨池學書，每天在池里洗筆，池水都成黑色了。結尾兩句，詩人又反用此典回應篇首四句，既點到了石蒼舒，又點到了自己。這四句都用寫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緊扣主題。

　　這首七古體現出蘇軾的作詩本領。趙克宜評價說：“絕無工句可摘，而氣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領在此。”所謂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題意說透，又沒有多余的話。這正是蘇軾風格的特色。善于在別人難于下筆之處著墨，把敘事議論抒情完全熔為一爐。語言形象生動，結構波瀾起伏，正說反說，忽擒忽縱，意之所向，無隱不達。如同天馬行空，去來無跡；細加尋繹，卻又綱舉目張，脈絡分明。正如作者所說的畫竹之妙：“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王維吳道子畫》）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來，頭頭是道，體現了作者廣博的學識。

　　蘇軾對于書法技藝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無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須由積學勤練而得，詩中有「堆墻敗筆如山丘」、「興來一揮百紙盡」便是積學勤練的過程，「我書意造本無法」則是所達到的境界。《蘇軾文集》卷六十九〈評草書〉：「書初無意于佳，乃佳耳。

　　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于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為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