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稼軒以“憑陵上司，締結同類”的罪名，罷居上饒已經將近三年了。所以詞中處處把李之入任，與己之罷閑，雙雙對照寫來，一喜一憂，纏綿悱惻，寄意遙深，感人心肺。

　　起兩句，“蜀道登天，一杯送繡衣行客”。點出李之入蜀與己之送行，雙雙入題，顯得情親意摯，依依難舍。“登天”雖借用李白詩句：“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其實卻暗含此行之艱難；雖是王命，何嘗又不是小人的挾嫌排擠，有如遠謫？所以他這闋詞寫的極其沉郁，這開頭無異已定下了全詞的基調。“一杯”，何其簡慢；看似淡語，然而卻是至情的無間；流露出君子之交，一杯薄酒足矣。沒有華筵歌妓，也沒有清客的捧場；只有兩個知心的朋友一杯相對，則這“一杯”二字，不僅寫出了友情之深，亦且寫盡了世態之薄。筆墨之力量如此，則這“一杯”也就不少了。

　　“繡衣”，是對“提刑”的美稱。漢武帝時，派使者衣繡衣巡視天下，操有生殺之大權，稱為繡衣直指。李正之提點刑獄公事，也負有司法和監察的任務，所以稼軒也借以稱他為“繡衣使者”。

　　三、四句：“還自嘆、中年多病，不堪離別。”點出“中年”，是時稼軒45歲，正是“不惑之年”，大有作為的時候。然而“多病”，這一“病”字，包含就多了，更何況“多病”。稼軒正當中年，而一放就是三年。又正是祖國被侵占的時候，自己又有才能去驅除外侮，卻非要閑置如此，內憂外患，不能不“病”。所以他才用“還自嘆”三字領起下面兩種難堪：已是自己閑置生愁，怎當堪用的同志又遭遠調，離開了中央，這一來抗戰派淘汰將盡矣。所以這種離別，不止友情，更關系國家的命運，才是最大的痛楚。

　　五、六兩句，按詞律要求，是要用律句的對仗格式。他巧妙地安上了諸葛亮的《出師表》和司馬相如的《喻巴蜀檄》，都是關于蜀的故事。切題已難，而寓意得妙更難。他卻舉重若輕，正是有一肚子的學問。“東北看驚”者，是東北方的大好河山，淪入異族之手，正應當像諸葛亮請求出師那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著一“驚”字，有三層意思：驚山河之破碎；驚投降派的阻撓；以至慚愧得都怕（驚）讀諸葛亮的《出師表》了。然而卻反其“道”而行之，讓李正之去西南的巴蜀“更草相如檄”。據《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唐蒙使路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萬余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這里著一“更”字，透露出了不出師東北之恨未已，而又要被強迫到西南去鎮壓人民。恨上加恨，這個“更”字把一個南宋小朝廷的那種對敵和，對己狠的心態暴露無遺。下字非常生動而有力。

　　七、八兩句，“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筆”。正是雙方的小結。自己廢置無聊，而李又任非其所。而“把功名收拾付君侯”的，是因為他畢竟還是有土有責的，和稼軒自己只能耕種以自適的“稼軒居士”不同，終究還是可以期望以“功名”的。然而稼軒之所以期望于李的功名，不是鐵馬金戈，不是臨刑的鬼頭刀，而是如椽之筆！因為李正之是提刑，他那紅筆一勾，是要人命的，雖不能法外開恩，也要慎之又慎。所謂“況鐘之筆，三起三落”。在這六年前，稼軒也曾有過“按察之權”，而他當時卻向皇帝上過《論盜賊札子》，他就曾非常精辟地說過剿“賊”之害。他說：“民者國之根本，而貪濁之吏迫使為盜，今年剿除，明年掃蕩，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臣不勝憂國之心，實有私憂過計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恃其有平盜之兵也。”用筆，即亦“無恃其有平盜之兵”。能如此，那于國于民也就算是功名了。言來令人欲淚。

　　過拍起首四句：“兒女淚，君休滴。荊楚路，吾能說”。“兒女淚”是用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詩末二句：“無為在岐路，兒女共沾巾”之意。“能”，這里讀去聲，寧可的意思。這里是說：與其有作兒女哭泣的時間，倒不如聽我說一說你要去的荊楚這一路的風光吧？以此換頭，過度到下闋，一蕩上闋愁悶的情緒。用“要新詩準備”貫串“廬山色”、“赤壁浪”、“銅堤月”。不過這看似閑情逸趣，何等瀟灑。其實這正是上闋的“表”與“檄”的內含。下闋憐南，也正是上闋的思北。“荊楚路”這一帶是沒有被敵人占領的，如此美景，宜愛宜惜。愛，就要珍重它；惜，就要保護它。特別作為北方的游子，當提到這些南方的美景時，不能不有一些思鄉的酸楚夾雜于胸中。總之，只因是一個分為兩片的祖國橫亙在胸中，所謂“新詩”，當也是長歌之慟。以此相勉，是輕松的調侃，其實正是痛心的變異。以此寄人，不僅見趣，亦且見志。多么委宛而深厚有致。

　　最后點明時間。李正之是十一月入蜀的，所以他說“正梅花萬里雪深時，須相憶！”是彼此雙方的互勉，仍以雙雙作結。

　　這一段看似白描，似乎沒有多少深意。其實如果聯系歷史背景，是仍然可以感到話外之音的。“正梅花萬里雪深”，“梅花”是他們，又是傳遞消息的暗示。所謂“折梅逢驛使，送與隴頭人”。“萬里雪深”是寫彼此的間隔，也是彼此的處境。所以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但不論地理的或心理的，造成可以間隔而寂寞的，終歸是政治的原因。是投降派對于他們的打擊。那么，在這樣個廢棄與遠戍的道路上，他形象地即情即景，用“萬里雪深”，彼此的一切，俱足以包之了。而要相互勉勵莫相忘并不斷傳遞消息的，那當然是人，所以“須相憶”是彼此的。既是人，又是事。而這人事，正是他們“志”的結集，所“須相憶”者，仍是祖國恢復之大業。因此，這是一場特殊的斗爭，即抗戰派在被迫流離失所時，仍在呼喊著團結。甚至可以說，通篇都是在告誡著不要忘了抗戰的事業。這樣分析是有心理依據的。在共同斗爭中因失利而不得不分手的戰友，臨岐執手勉勵莫相忘時，他們思想里起作用的第一要素應是斗爭失利的恥辱與磨礪以須的豪情。

　　戰友在一起當然比分散開好。他知道，投降派又何嘗不知道。以是他們之間的“離別”就成為“不堪”的了。“不堪”二字，傷心之至：已不成軍，不堪遣散。通篇都是對于抗戰事業的悼念與惋惜。甚至連那一滴兒女淚，也要他收起，這樣的心腸，要以江山為念，真正是情深意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