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這首長詩，主要以三位古代圣賢的事跡構作而成。詩人借古抒懷、以典述志，明晰地表達出詩人仕途“窮達”觀，含蓄地透露出詩人晚年的悲愁幽恨。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是一般尤為仕人遵奉的信條，李白亦不例外。這首詩中以傅說和伊尹兩典來寫“達”。要“達”，一要仕人必須是一個人才，是池中之“龍”，要發圣賢之光，懷圣賢之德，具“佐皇極”之才能；要“達”，二要君主必須慧眼識賢才。殷高宗思賢若渴，夢得圣人，遍訪天下，終于在從事筑墻勞動的努力中找到了賢相傅說；伊尹不過是商湯妻有莘氏的奴隸，又當過廚子，商湯卻不嫌其地位低賤，委以相位。這樣，“達”者就能“兼濟天下”，一展宏圖。殷商時期不被人理解的傅說曾運籌帷幄，大興殷室，死后亦化為天上星宿，他確是古來圣賢璀璨星群中的佼佼者。伊尹的治績更為輝煌，他助湯攻擊夏桀，又歷佐卜丙、仲壬兩王，當太甲無道時，他果斷地將其放逐于桐宮，自己攝政，直至三年后太甲悔過修道，才復其帝位，忠心輔助。這種政績，不由得使詩人無限虔誠地吟出了“曠哉至人心，萬古可為則”的贊美。由此可見，“達”既是有才、適才、用才、成才的過程，又是君臣相悅、共治國政的過程。因此，“達”成了有為仕人、賢才政治上的最高理想。

　　第三個孔子的典故是寫“窮”。時世乘謬，運命不濟，圣賢仲尼也無可奈何。孔子一生奔走于衛、陳、齊、楚等列國間，四處碰壁。他自衛入晉，聞趙簡子殺二賢臣，曾感慨賢才求仕五路。他也曾登魯國龜山，作《孔子龜山操》，視季桓子若龜山之蔽魯，深感自己手無權柄，仕途窘窮，無法實現三代仁政，不得已而歸來牑下，厄而著《春秋》。詩中三個典故均舉名相大賢的事例，分析仕途甘苦，發窮達之論。

　　詩中大部分篇幅寫古時賢達者的豐功偉績，表現了詩人對他們的艷羨、贊美和自身“懷才不遇”的感慨；而在孔子的典故中既對圣賢大德的儒家鼻祖一生窘窮寄于同情，還為自己與之類似的“窮”途末路悲憤不已。詩人所以舉孔子為仕“窮”的例子，還因為孔子明知理想難以實現，仍“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追求從政理想的精神與自己產生了共鳴。綜上所述，李白的仕途“窮達”觀以“達”——入世濟民為核心的，他的憂喜備份由此而來，他的進步、偉大也由此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