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第一句開門見山，從詩人自己過去怎樣對待鄰婦撲棗說起。“撲棗”就是打棗。這里不用那個猛烈的上聲字“打”，而用這個短促的、沉著的入聲字“撲”，是為了取得聲調和情調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說：“無食無兒一婦人。”原來這位西鄰竟是一個沒有吃的、沒有兒女的老寡婦。詩人等于是在對吳郎說：“對于這樣一個無依無靠的窮苦婦人，我們能不讓她打點棗兒嗎？”

　　三四兩句緊接一二句：“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困窮”，承上第二句；“此”，指撲棗一事。這里說明杜甫十分同情體諒窮苦人的處境。陜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詩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說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氣貫串，是杜甫自敘以前的事情，目的是為了啟發吳郎。

　　五六兩句才落到吳郎身上。“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這兩句上下一氣，相互關聯，相互依賴，相互補充，要聯系起來看。“防”的主語是寡婦。下句“插”字的主語是吳郎。這兩句詩言外之意是：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吳郎有點太不體貼人。她本來就是提心吊膽的，吳郎不特別表示親善，也就夠了，卻不該還要插上籬笆。這兩句詩，措詞十分委婉含蓄。這是因為怕話說得太直、太生硬，教訓意味太重，會引起對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勸告。

　　最后兩句“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是全詩結穴，也是全詩的頂點。表面上是對偶句，其實并非平列的句子，因為上下句之間由近及遠，由小到大是一個發展的過程。上句，杜甫借寡婦的訴苦，指出了寡婦的、同時也是當時廣大人民困窮的社會根源。這就是官吏們的剝削，也就是詩中所謂“征求”，使她窮到了極點。這也就為寡婦撲棗行為作了進一步的解脫。下句說得更遠、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的又一社會根源。這就是“安史之亂”以來持續了十多年的戰亂，即所謂“戎馬”。由一個窮苦的寡婦，由一件撲棗的小事，杜甫竟聯想到整個國家大局，以至于流淚。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點醒、開導吳郎的應有的文章。讓他知道：“在這兵荒馬亂的情況下，苦難的人還有的是，決不止寡婦一個；戰亂的局面不改變，就連我們自己的生活也不見得有保障，我們現在不正是因為戰亂而同在遠方作客，而你不是還住著我的草堂嗎？”最后一句詩，好像扯得太遠，好像和勸阻吳郎插籬笆的主題無關，其實是大有關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想得開一點，他自然就不會在幾顆棗子上斤斤計較了。讀者正是要從這種地方看出詩人的“苦用心”和他對待人民的態度。

　　這首詩的人民性是強烈而鮮明的，在通常用來歌功頌德以“高華典雅”為特征的七言律詩中，尤其值得重視。詩的藝術表現方面也很有特點。首先是現身說法，用詩人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啟發對方，用顛撲不破的道理來點醒對方，最后還用詩人自己的眼淚來感動對方，盡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說教，措詞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運用散文中常用的虛字來作轉接。像“不為”、“只緣”、“已訴”、“正思”，以及“即”、“便”、“雖”、“卻”等，因而能化呆板為活潑，既有律詩的形式美、音樂美，又有散文的靈活性，抑揚頓挫，耐人尋味。

　　清人盧德水說：“杜詩溫柔敦厚，其慈祥愷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極煦育鄰婦，又出脫鄰婦；欲開導吳郎，又回護吳郎。八句中，百種千層，莫非仁音，所謂仁義之人其音藹如也”（《讀杜私言》）。全詩正是在這種委婉曲折的夾敘夾議中來展現詩人的心理和品質的。詩作表達了杜甫對窮困人民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