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寫鸚鵡洲，開篇便從鸚鵡入手，“鸚鵡”二字一出，便頓覺頗難收束，只好一氣貫注，旋轉而下，到了第四句才略略頓住，然而詩已過了半篇。鸚鵡洲是江夏的名勝，原在湖北武漢市武昌城外江中。相傳由東漢末年禰衡在黃祖的長子黃射大會賓客時，即席揮筆寫就一篇“鏘鏘振金玉，句句欲飛鳴”（李白《望鸚鵡洲懷禰衡》）的《鸚鵡賦》而得名。后禰衡被黃祖殺害，亦葬于洲上。歷代詩人臨江夏，大都描寫鸚鵡洲。此洲在明朝末年逐漸沉沒。現在漢陽攔江堤外的鸚鵡洲，系清乾隆年間新淤的一洲，曾名“補得洲”，嘉慶年間改名鸚鵡洲。這鸚鵡洲是因為禰衡的一篇《鸚鵡賦》而得名，并不是因鸚鵡來過而得名。那么李白詩開篇的“鸚鵡”看似實寫，其實乃是代指禰衡，“江上洲傳鸚鵡名”，主要是指《鸚鵡賦》，而不是專指這里來過鸚鵡，至少是一語雙關，虛實并用。接下第三句還是一語雙關，它化用禰衡《鸚鵡賦》中“命虞人于隴坻，詔伯益于流沙。跨昆侖而播弋，冠云霓而張羅”的句子，說鸚鵡已西飛而去。相傳鸚鵡生長于陜西、甘肅兩省交界處的隴山一帶，如今，洲上已不見鸚鵡，那么，定是飛回隴山去了。言外之意是說禰衡在這里被殺。因此，詩人感到非常的惋惜：鸚鵡曾來過這里，為此留下了一個美麗的名字，然而又西飛而去。鸚鵡飛走了，不在了，可那芳洲之上還碧樹青青。情韻幽深，余味無窮，表現了詩人對禰衡的無限懷念。這四句詩氣勢流轉自如，而又一唱三嘆，絕不是對崔顥《黃鶴樓》的簡單摹仿，它是詩人的藝術創造。其中字面的點染，雙關語的運用，詞語的重疊出現，設問的語重心長，同崔詩比較，既有異曲同工之妙，又有別具匠心之處。

　　五六兩句詩意開始轉折，轉的過程中，又同第四句藕斷絲連，接“何青青”三字，生動地描繪了鸚鵡洲上明媚的春光：遠遠望去，鸚鵡洲上，花團錦簇，水氣繚繞，花之濃艷似云蒸霞蔚，輕煙籠罩；水之蒸騰成霧氣上升，迷濛縹緲。煙花水霧，似花似霧，即花即霧，彼此迷離一片。一陣春風拂過，鸚鵡洲上如帷幕輕輕拉開，淡煙薄霧逐漸散去，可見洲上那嫩綠的蘭葉、葳蕤紛披，在微風中搖曳生姿，融融麗日、陣陣馨香，令人陶醉而感受到春天的溫暖。正是陽春三月的季節，江洲兩岸的樹樹桃花臨水盛開，如同朵朵紅云，互相簇擁著、升騰著，像是被江岸和洲岸夾束在一起似的。微風中，桃花落英繽紛。飄蕩在倒映著枝枝繁花的水面上。水中的，水上的，倒映的，飄落的，艷麗的桃花將晶瑩明澈的江水染得像一匹絢爛奪目的錦緞，隨著江波的起伏，一浪一浪地涌向岸邊。然而，景色盡管明麗，卻絲毫撩撥不起詩人的歡快之情，他依然沉浸在孤寂和悲苦之中。此時，詩人畢竟還是一位被流放過的“遷客”，眼前這一切生機勃勃的良辰美景跟他內心的索寞痛苦恰恰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大好時光，煙花美景，都只是徒有。自己一生流離困頓，晚年蒙冤遭流放，更趨窮困，盡管內心還存在一種奮起搏擊的暮年壯志，但終不免落花流水，悲愁難驅。面對如此芳洲，此時此地只不過是徒然縱目而已。“煙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的景色并沒有引起他的注意，他所注望的仍是“鸚鵡”，是那位和自己有著相似遭遇的禰衡。據陸游《入蜀記》載：“鸚鵡洲上有茂林神祠，遠望如小山，洲蓋禰正平被殺處。”詩人問道：如今，禰衡長眠地下，而長洲之上那一輪徘徊的孤月，又將清輝投射給誰呢？

　　詩寫鸚鵡洲，實際上是在吊古傷今，懷禰衡而抒發自己的沉痛感慨。詩人晚年的不幸遭遇和處境，會使他自然地將自己和禰衡聯系起來，況且他平生傾慕禰衡，常以禰衡自比：“誤學書劍，薄游人間。紫薇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于后時。劉表不用于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于張翰，且樂船中。”（《暮春江夏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好友杜甫也曾以“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的詩句來稱美他的才華。他在詩中也曾多次寫到禰衡：“顧慚禰處士，虛對鸚鵡洲。”（《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愿掃鸚鵡洲，與君醉百場。”（《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并有一首《望鸚鵡洲懷禰衡》。《望鸚鵡洲懷禰衡》與《鸚鵡洲》兩首詩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而《望鸚鵡洲懷禰衡》表現得比較平直、明朗；《鸚鵡洲》則深沉、含蓄。

　　前人評詩認為李白這首詩同另一首《登金陵鳳凰臺》是與崔顥《黃鶴樓》爭高下的。清人方東樹在《昭昧詹言》中曾對此說過這樣一段話：崔顥《黃鶴樓》，千古擅名之作。只是以文筆行之，一氣轉折。五六雖斷寫景，而氣亦直下噴溢。收亦然，所以奇貴。太白《鸚鵡洲》格律工力悉敵，風格逼肖。未嘗有意學之而自似。方氏所論還是比較切合實際。藝術不乏相互影響，但無論如何，像《鸚鵡洲》這樣感情深沉，意境渾融的作品斷不會是摹仿所能得到的。

　　李白這首詩屬于拗體七律，它前兩聯不合律，后兩聯合律。汪師韓在《詩學纂聞》中曾說：李白《鸚鵡洲》一章乃庚韻而押青字，此詩《文粹》編入七古，后人編入七律，其體亦可古可今，要皆出韻也。

　　正是它未完全合律，前人曾將此詩看作七古：“李白《鸚鵡洲》詩，調既急迅，而多復字，兼離唐韻，當是七言古風耳。”（毛先舒《辯坻詩》）李白現存七律共十二首，且大都如此，同整個創作比較，七律詩比較少。關于這個問題的原因，前人多有論述，或認為李白不善和不愿作七律：“李太白不作七言律……古人立名之意甚堅，每不肯以其拙示人。”（賀貽孫《詩筏》）“他所以只有很少幾首律詩，不是不善寫，而是不愿寫。”（王運熙、李寶均《李白》）“他是不耐煩在形式上和字句上下推敲工夫的。”（王瑤《李白》）或認為李白反對作七律：“太白之論曰：‘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所謂七言之靡，殆專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翁方綱《石洲詩話》）這種種評價都缺乏公允，實際情況應該說是當時七律的發展現狀決定的。李白所處的時代，七律尚未定型，因此創作難免不合律且數量少，不僅李白，其他人也多是如此。趙翼在《甌北詩話》中對此曾有一段中肯的論述：

　　就有唐而論，其始也，尚多習用古詩，不樂束縛于規行矩步中，即用律亦多五言，而七言猶少，七言亦多絕句，而律詩猶少。故李太白集七律僅三首，孟浩然集七律僅二首，尚不專以此見長也。自高、岑、王、杜等《早朝》諸作，敲金戛玉，研練精切。杜寄高、岑詩，所謂“遙知屬對忙”，可見是時求工律體也。格式既定，更如一朝令甲，莫不就其范圍。然猶多寫景，而未及于指事言情，引用典故。少陵以窮愁寂寞之身，藉詩遣日，于是七律益盡其變，不惟寫景，兼復言情，不惟言情，兼復使典，七律之蹊徑，至是益大開。其后劉長卿、李義山、溫飛卿諸人，愈工雕琢，盡其才于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離矣。

　　由此可知，七律的成熟是在李白之后。這樣，《鸚鵡洲》諸作不合律也就很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