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唐代詩人杜甫，詩人先寫《出塞》九首，后又寫《出塞》五首；加“前”、“后”以示區(qū)別。《前出塞》是寫天寶末年哥舒翰征伐吐蕃的時事，意在諷刺唐玄宗的開邊黷武，本篇原列第六首，是其中較有名的一篇。詩的前四句，很象是當時軍中流行的作戰(zhàn)歌訣，頗富韻致，饒有理趣，深得議論要領。所以黃生說它“似謠似諺，最是樂府妙境”。兩個“當”，兩個“先”，妙語連珠，開人胸臆，提出了作戰(zhàn)步驟的關鍵所在，強調部伍要強悍，士氣要高昂，對敵有方略，智勇須并用。四句以排句出之，如數(shù)家珍，宛若總結戰(zhàn)斗經(jīng)驗。然而從整篇看，它還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而只是下文的襯筆。后四句才道出赴邊作戰(zhàn)應有的終極目的。“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詩人慷慨陳詞，直抒胸臆，發(fā)出振聾發(fā)聵的呼聲。他認為，擁強兵只為守邊，赴邊不為殺伐。不論是為制敵而“射馬”，不論是不得已而“殺傷”，不論是擁強兵而“擒王”，都應以“制侵陵”為限度，不能亂動干戈，更不應以黷武為能事，侵犯異邦。這種以戰(zhàn)去戰(zhàn)，以強兵制止侵略的思想，是恢宏正論，安邊良策；它反映了國家的利益，人民的愿望。所以，張會在《杜詩府粹》里說，這幾句“大經(jīng)濟語，借戍卒口說出”。從藝術構思說，作者采用了先揚后抑的手法：前四句以通俗而富哲理的謠諺體開勢，講如何練兵用武，怎樣克敵制勝；后四句卻寫如何節(jié)制武功，力避殺伐，逼出“止戈為武”本旨。先行輔筆，后行主筆；輔筆與主筆之間，看似掠轉，實是順接，看似矛盾，實為辯證。因為如無可靠的武備，就不能制止外來侵略；但自恃強大武裝而窮兵黷武，也是不可取的。所以詩人主張既擁強兵，又以“制侵陵”為限，才符合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浦起龍在《讀杜心解》中很有體會地說：“上四（句）如此飛騰，下四（句）忽然掠轉，兔起鶻落，如是！如是！”這里說的“飛騰”和“掠轉”，就是指作品中的奔騰氣勢和波瀾；這里說的“兔起鶻落”就是指在奔騰的氣勢中自然地逼出“擁強兵而反黷武”的深邃題旨。在唐人的篇什中，以議論取勝的作品較少，而本詩卻以此見稱；它以立意高、正氣宏、富哲理、有氣勢而博得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