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河渠四

　　○運河下 海運

　　江南運河，自杭州北郭務至謝村北，為十二里洋，為塘棲，德清之水入之。逾北陸橋入崇德界，過松老抵高新橋，海鹽支河通之。繞崇德城南，轉(zhuǎn)東北，至小高陽橋東，過石門塘，折而東，為王灣。至皂林，水深者及丈。過永新，入秀水界，逾陡門鎮(zhèn)，北為分鄉(xiāng)鋪，稍東為繡塔。北由嘉興城西轉(zhuǎn)而北，出杉青三閘，至王江涇鎮(zhèn)，松江運艘自東來會之。北為平望驛，東通鶯脰湖，湖州運艘自西出新興橋會之。北至松陵驛，由吳江至三里橋，北有震澤，南有黃天蕩，水勢澎湃，夾浦橋?qū)医ā１苯?jīng)蘇州城東鲇魚口，水由塘入之。北至楓橋，由射瀆經(jīng)滸墅關，過白鶴鋪，長洲、無錫兩邑之界也。錫山驛水僅浮瓦礫。過黃埠，至洛社橋，江陰九里河之水通之。西北為常州，漕河舊貫城，入東水門，由西水門出。嘉靖末防倭，改從南城壕。江陰，順塘河水由城東通丁堰，沙子湖在其西南，宜興鐘溪之水入之。又西，直瀆水入之，又西為奔牛、呂城二閘，常、鎮(zhèn)界其中，皆有月河以佐節(jié)宣，后并廢。其南為金壇河，溧陽、高淳之水出焉。丹陽南二十里為陵口，北二十五里為黃泥壩，舊皆置閘。練湖水高漕河數(shù)丈，一由三思橋，一由仁智橋，皆入運。北過丹徒鎮(zhèn)有豬婆灘，多軟沙。丹徒以上運道，視江潮為盈涸。過鎮(zhèn)江，出京口閘，閘外沙堵延袤二十丈，可藏舟避風，由此浮於江，與瓜步對。自北郭至京口首尾八百馀里，皆平流。歷嘉而蘇，眾水所聚，至常州以西，地漸高仰，水淺易泄，盈涸不恒，時浚時壅，往往兼取孟瀆、德勝兩河，東浮大江，以達揚泰。

　　洪武二十六年嘗命崇山侯李新開溧水胭脂河，以通浙漕，免丹陽輸挽及大江風濤之險。而三吳之粟，必由常、鎮(zhèn)。三十一年浚奔牛、呂城二壩河道。

　　永樂間，修練湖堤。即命通政張璉發(fā)民丁十萬，浚常州孟瀆河，又浚蘭陵溝，北至孟瀆河閘，六千馀丈，南至奔牛鎮(zhèn)，千二百馀丈。已，復浚鎮(zhèn)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以達於江。漕舟自奔牛溯京口，水涸則改從孟瀆右趨瓜洲，抵白塔，以為常。

　　宣德六年從武進民請，疏德勝新河四十里。八年，工竣。漕舟自德勝北入江，直泰興之北新河。由泰州壩抵揚子灣入漕河，視白塔尤便。於是漕河及孟瀆、德勝三河并通，皆可濟運矣。

　　正統(tǒng)元年，廷臣上言：“自新港至奔牛，漕河百五十里，舊有水車卷江潮灌注，通舟溉田。請支官錢置車。”詔可。然三河之入江口，皆自卑而高，其水亦更迭盈縮。八年，武進民請浚德勝及北新河。浙江都司蕭華則請浚孟瀆。巡撫周忱定議浚兩河，而罷北新筑壩。白塔河之大橋閘以時啟閉，而常、鎮(zhèn)漕河亦疏浚焉。

　　景泰間，漕河復淤，遂引漕舟盡由孟瀆。三年，御史練綱言：“漕舟從夏港及孟瀆出江，逆行三百里，始達瓜洲。德勝直北新，而白塔又與孟瀆斜直，由此兩岸橫渡甚近，宜大疏淤塞。”帝命尚書石璞措置。會有請鑿鎮(zhèn)江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孟瀆險者。鎮(zhèn)江知府林鶚以為迂道多石，壞民田墓多，宜浚京口閘、甘露壩，道里近，功力省。乃從鶚議。浙江參政胡清又欲去新港、奔牛等壩，置石閘以蓄泉。亦從其請。而浚德勝河與鑿港之議俱寢。然石閘雖建，蓄水不能多，漕舟仍入孟瀆。

　　天順元年，尚寶少卿凌信言，糧艘從鎮(zhèn)江里河為便。帝以為然，命糧儲河道都御史李秉通七里港口，引江水注之，且浚奔牛、新港之淤。巡撫崔恭又請增置五閘。至成化四年，閘工始成。於是漕舟盡由里河，其入二河者，回空之艘及他舟而已。定制，孟瀆河口與瓜、儀諸港俱三年一浚。孟瀆寬廣不甚淤，里河不久輒涸，則又改從孟瀆。

　　弘治十七年，部臣復陳夏港、孟瀆遠浮大江之害，請亟浚京口淤，而引練湖灌之。詔速行。正德二年復開白塔河及江口、大橋、潘家、通江四閘。十四年從督漕都御史臧鳳言，浚常州上下里河，漕舟無阻者五十馀載。

　　萬歷元年又漸涸，復一浚之。歲貢生許汝愚上言：“國初置四閘：曰京口，曰丹徒，防三江之涸；曰呂城，曰奔牛，防五湖之泄。自丹陽至鎮(zhèn)江蓄為湖者三：曰練湖，曰焦子，曰杜墅。歲久，居民侵種，焦、杜二湖俱涸，僅存練湖，猶有侵者。而四閘俱空設矣。請浚三湖故址通漕。”總河傅希摯言：“練湖已浚，而焦子、杜墅源少無益。”其議遂寢。未幾，練湖復淤淺。

　　五年，御史郭思極、陳世寶先后請復練湖，浚孟瀆。而給事中湯聘尹則請於京口旁別建一閘，引江流內(nèi)注，潮長則開，縮則閉。御史尹良任又言：“孟瀆渡江入黃家港，水面雖闊，江流甚平，由此抵泰興以達灣頭、高郵僅二百馀里，可免瓜、儀不測之患。至如京口北渡金山而下，中流遇風有漂溺患，宜挑甘露港夾岸洲田十馀里，以便回泊。”御史林應訓又言：“自萬緣橋抵孟瀆，兩厓陡峻，雨潦易圮，且江潮涌沙，淤塞難免。宜於萬緣橋、黃連樹各建閘以資蓄泄。”又言：“練湖自西晉陳敏遏馬林溪，引長山八十四溪之水以溉云陽，堤名練塘，又曰練河，凡四十里許。環(huán)湖立涵洞十三。宋紹興時，中置橫埂，分上下湖，立上、中、下三閘。八十四溪之水始經(jīng)辰溪沖入上湖，復由三閘轉(zhuǎn)入下湖。洪武間，因運道澀，依下湖東堤建三閘，借湖水以濟運，后乃漸堙。今當盡革侵占，復浚為湖。上湖四際夾阜，下湖東北臨河，原埂完固，惟應補中間缺口，且增筑西南，與東北相應。至三閘，惟臨湖上閘如故，宜增建中、下二閘，更設減水閘二座，界中、下二閘間。共革田五千畝有奇，塞沿堤私設涵洞，止存其舊十三處，以宣泄湖水。冬春即閉塞，毋得私啟。蓋練湖無源，惟藉潴蓄，增堤啟閘，水常有馀，然后可以濟運。臣親驗上湖地仰，八十四溪之水所由來，懼其易泄；下湖地平衍，僅高漕河數(shù)尺，又常懼不盈。誠使水裕堤堅，則應時注之，河有全力矣。”皆下所司酌議。

　　十三年，鎮(zhèn)江知府吳捴謙復言：“練湖中堤宜飭有司春初即修，以防沖決，且禁勢豪侵占。”從之。十七年浚武進橫林漕河。

　　崇禎元年，浚京口漕河。五年，太常少卿姜志禮建《漕河議》，言：“神廟初，先臣寶著《漕河議》，當事采行，不開河而濟運者二十馀年。后復佃湖妨運，歲累畚鍤。故老有言，“京口閘底與虎丘塔頂平”，是可知挑河無益，蓄湖為要也。今當革佃修閘，而高筑上下湖圍埂，蓄水使深。且漕河閘座非僅京口、呂城、新閘、奔牛數(shù)處而已，陵口、尹公橋、黃泥壩、新豐、大犢山節(jié)節(jié)有閘，皆廢去，并宜修建。而運道支流如武進洞子河、連江橋河、扁擔河，丹陽簡橋河、陳家橋河、七里橋河、丁議河、越瀆河，勝村溪之大壩頭，丹陽甘露港南之小閘口，皆應急修整。至奔牛、呂城之北，各設減水閘。歲十月實以土，商民船盡令盤壩。此皆舊章所當率由。近有欲開九曲河，使運船竟從泡港閘出江，直達揚子橋，以免瓜洲啟閘稽遲者，試而后行可也。回空糧艘及官舫，宜由江行，而於河莊設閘啟閉。數(shù)役并行，漕事乃大善矣。”議不果行。

　　江漕者，湖廣漕舟由漢、沔下潯陽，江西漕舟出章江、鄱陽而會於湖口，暨南直隸寧、太、池、安、江寧、廣德之舟，同浮大江，入儀真通江閘，以溯淮、揚入閘河。瓜、儀之間，運道之咽喉也。洪武中，餉遼卒者，從儀真上淮安，由鹽城泛海；餉梁、晉者，亦從儀真赴淮安，盤壩入淮。江口則設壩置閘，凡十有三。浚揚子橋河至黃泥灣九千馀丈。永樂間，浚儀真清江壩、下水港及夾港河，修沿江堤岸。洪熙元年浚儀真壩河，后定制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之孟瀆河皆三年一浚。宣德間，從侍郎趙新、御史陳祚請，浚黃泥灘、清江閘。成化中，建閘於儀真通江河港者三，江都之留潮通江者二。已而通江港塞。弘治初，復開之，既又於總港口建閘蓄水。儀真、江都二縣間，有官塘五區(qū)，筑閘蓄水，以溉民田，豪民占以為業(yè)，真、揚之間運道阻梗。嘉靖二年，御史秦鉞請復五塘。從之。萬歷五年，御史陳世寶言：“儀真江口，去閘太遠，請於上下十數(shù)丈許增建二閘，隨湖啟閉，以截出江之船，盡令入閘，庶免遲滯。”疏上，議行。

　　白塔河者，在泰州。上通邵伯，下接大江，斜對常州孟瀆河與泰興北新河，皆浙漕間道也。自陳瑄始開。宣德間，從趙新、陳祚請，命瑄役夫四萬五千馀人浚之，建新閘、潘家莊、大橋、江口四閘。正統(tǒng)四年，水潰閘塞，都督武興因閉不用，仍自瓜洲盤壩。瓜洲之壩，洪武中置，凡十五，列東西二港間。永樂間，廢東壩為廠，以貯材木，止存西港七壩。漕舟失泊，屢遭風險。英宗初年，乃復浚東港。既而巡撫周忱筑壩白塔河之大橋閘，以時啟閉，漕舟稍分行。自鎮(zhèn)江里河開浚，漕舟出甘露、新港，徑渡瓜洲；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險遠，舍而不由矣。

　　衛(wèi)漕者，即衛(wèi)河。源出河南輝縣，至臨清與會通河合，北達天津。自臨清以北皆稱衛(wèi)河。詳具本《志》。

　　白漕者，即通濟河。源出塞地，經(jīng)密云縣霧靈山，為潮河川。而富河、罾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俱會於此，名曰白河。南流經(jīng)通州，合通惠及榆、渾諸河，亦名潞河。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wèi)河入海，賴以通漕。楊村以北，勢若建瓴，底多淤沙。夏秋水漲苦潦，冬春水微苦澀。沖潰徙改頗與黃河同。耎兒渡者，在武清、通州間，尤其要害處也。自永樂至成化初年，凡八決，輒發(fā)民夫筑堤。而正統(tǒng)元年之決，為害尤甚，特敕太監(jiān)沐敬、安遠侯柳溥、尚書李友直隨宜區(qū)畫，發(fā)五軍營卒五萬及民夫一萬筑決堤。又命武進伯朱冕、尚書吳中役五萬人，去河西務二十里鑿河一道，導白水入其中。二工并竣，人甚便之，賜河名曰通濟，封河神曰通濟河神。先是，永樂二十一年筑通州抵直沽河岸，有沖決者，隨時修筑以為常。迨通濟河成，決岸修筑者亦且數(shù)四。萬歷三十一年從工部議，挑通州至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即筑堤兩岸，著為令。

　　大通河者，元郭守敬所鑿。由大通橋東下，抵通州高麗莊，與白河合，至直沽，會衛(wèi)河入海，長百六十里有奇。十里一閘，蓄水濟運，名曰通惠。又以白河、榆河、渾河合流，亦名潞河。洪武中漸廢。

　　永樂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言：“宛平昌平西湖、景東牛欄莊及青龍華家甕山三閘，水沖決岸。”命發(fā)軍民修治。明年復言：“自西湖、景東至通流，凡七閘，河道淤塞。自昌平東南白浮村至西湖、景東流水河口一百里，宜增置十二閘。”從之。未幾，閘俱堙，不復通舟。

　　成化中，漕運總兵官楊茂言：“每歲自張家灣舍舟，車轉(zhuǎn)至都下，雇值不貲。舊通惠河石閘尚存，深二尺許，修閘潴水，用小舟剝運便。”又有議於三里河從張家灣煙墩橋以西疏河泊舟者。下廷臣集議，遣尚書楊鼎、侍郎喬毅相度。上言：“舊閘二十四座，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宮墻外，舟得入城內(nèi)海子灣。今水從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且元引白浮泉往西逆流，今經(jīng)山陵，恐妨地脈。又一畝泉過白羊口山溝，兩水沖截難引。若城南三里河舊無河源，正統(tǒng)間修城壕，恐雨多水溢，乃穿正陽橋東南洼下地，開壕口以泄之，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八里，始接渾河。舊渠兩岸多廬墓，水淺河窄，又須增引別流相濟。如西湖草橋源出玉匠局、馬跑等地，泉不深遠。元人曾用金口水，洶涌沒民舍，以故隨廢。惟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皆出西北，循山麓而行，可導入西湖。請浚西湖之源，閉分水清龍閘，引諸泉水從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馀則從都城外壕流轉(zhuǎn)，會於正陽門東。城壕且閉，令勿入三里河并流。大通橋閘河隨旱澇啟閉，則舟獲近倉，甚便。”帝從其議。方發(fā)軍夫九萬修浚，會以災異，詔罷諸役。所司以漕事大，乃命四萬人浚城壕，而西山、玉泉及抵張家灣河道，則以漸及焉。越五年，乃敕平江伯陳銳，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資、王詔督漕卒浚通惠河，如鼎、毅前議。明年六月，工成，自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口六十馀里，浚泉三，增閘四，漕舟稍通。然元時所引昌平三泉俱遏不行，獨引一西湖，又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載，澀滯如舊。正德二年嘗一浚之，且修大通橋至通州閘十有二，壩四十有一。

　　嘉靖六年，御史吳仲言：“通惠河屢經(jīng)修復，皆為權(quán)勢所撓。顧通流等八閘遺跡俱存，因而成之，為力甚易，歲可省車費貲二十馀萬。且歷代漕運皆達京師，未有貯國儲於五十里外者。”帝心以為然，命侍郎王軏、何詔及仲偕相度。軏等言：“大通橋地形高白河六丈馀，若浚至七丈，引白河達京城，諸閘可盡罷，然未易議也。計獨浚治河閘，但通流閘在通州舊城中，經(jīng)二水門，南浦、土橋、廣利三閘皆闤阓衢市，不便轉(zhuǎn)挽。惟白河濱舊小河廢壩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壩，宜修筑之，使通普濟閘，可省四閘兩關轉(zhuǎn)搬力。”而尚書桂萼言不便，請改修三里河。帝下其疏於大學士楊一清、張璁。一清言：“因舊閘行轉(zhuǎn)搬法，省運軍勞費，宜斷行之。”璁亦言：“此一勞永逸之計，萼所論費廣功難。”帝乃卻萼議。

　　明年六月，仲報河成，因疏五事，言：“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地勢高四丈，流沙易淤，宜時加浚治。管河主事宜專委任，毋令兼他務。官吏、閘夫以罷運裁減，宜復舊額。慶豐上閘、平津中閘今已不用，宜改建通州西水關外。剝船造費及遞歲修艌，俱宜酌處。”帝以先朝屢勘行未即功，仲等四閱月工成，詔予賞，悉從其所請。仲又請留督工郎中何棟專理其事，為經(jīng)久計。從之。九年擢棟右通政，仍管通惠河道。是時，仲出為處州知府，進所編《通惠河志》。帝命送史館，采入《會典》，且頒工部刊行。自此漕艘直達京師，迄於明末。人思仲德，建祠通州祀之。

　　薊州河者，運薊州官軍餉道也。明初，海運餉薊州。天順二年，大河衛(wèi)百戶閔恭言：“南京并直隸各衛(wèi)，歲用旗軍運糧三萬石至薊州等衛(wèi)倉，越大海七十馀里，風濤險惡。新開沽河，北望薊州，正與水套、沽河直，袤四十馀里而徑，且水深，其間阻隔者僅四之一，若穿渠以運，可無海患。”下總兵都督宋勝、巡按御史李敏行視可否。勝等言便，遂開直沽河。闊五丈，深丈五尺。成化二年一浚，二十年再浚，并浚鴉鴻橋河道，造豐潤縣海運糧儲倉。正德十六年，運糧指揮王瓚言：“直沽東北新河，轉(zhuǎn)運薊州，河流淺，潮至方可行舟。邊關每匱餉，宜浚使深廣。”從之。初，新河三歲一浚。嘉靖元年易二歲，以為常。十七年浚殷留莊大口至舊倉店百十六里。

　　豐潤環(huán)香河者，浚自成化間，運粟十馀萬石以餉薊州東路者也。后堙廢，餉改薊州給，大不便。嘉靖四十五年從御史鮑承蔭請，復之，且建三閘於北濟、張官屯、鴉鴻橋以潴水。

　　昌平河，運諸陵官軍餉道也。起鞏華城外安濟橋，抵通州渡口。袤百四十五里，其中淤淺三十里難行。隆慶六年大浚，運給長陵等八衛(wèi)官軍月糧四萬石，遂成流通。萬歷元年復疏鞏華城外舊河。

　　海運，始於元至元中。伯顏用朱清、張瑄運糧輸京師，僅四萬馀石。其后日增，至三百萬馀石。初，海道萬三千馀里，最險惡，既而開生道，稍徑直。后殷明略又開新道，尤便。然皆出大洋，風利，自浙西抵京不過旬日，而漂失甚多。

　　洪武元年，太祖命湯和造海舟，餉北征士卒。天下既定，募水工運萊州洋海倉粟以給永平。后遼左及迤北數(shù)用兵，於是靖海侯吳禎、延安侯唐勝宗、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先后轉(zhuǎn)遼餉，以為常。督江、浙邊海衛(wèi)軍大舟百馀艘，運糧數(shù)十萬。賜將校以下綺帛、胡椒、蘇木、錢鈔有差，民夫則復其家一年，溺死者厚恤。三十年，以遼東軍餉贏羨，第令遼軍屯種其地，而罷海運。

　　永樂元年，平江伯陳瑄督海運糧四十九萬馀石，餉北京、遼東。二年，以海運但抵直沽，別用小船轉(zhuǎn)運至京，命於天津置露囤千四百所，以廣儲蓄。四年定海陸兼運。瑄每歲運糧百萬，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wèi)籍兵萬人戍守。至是，命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黃，陸運赴衛(wèi)河，入通州，以為常。陳瑄上言：“嘉定瀕海，當江流之沖，地平衍，無大山高嶼。海舟停泊，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敗。宜於青浦筑土為山，立堠表識，使舟人知所避，而海險不為患。”詔從之。十年九月，工成。方百丈，高三十馀丈。賜名寶山。御制碑文紀之。

　　十三年五月復罷海運，惟存遮洋一總，運遼、薊糧。正統(tǒng)十三年減登州衛(wèi)海船百艘為十八艘，以五艘運青、萊、登布花鈔錠十二萬馀斤，歲賞遼軍。

　　成化二十三年，侍郎丘浚進大學衍義補，請尋海運故道與河漕并行，大略言：“海舟一載千石，可當河舟三，用卒大減。河漕視陸運費省什三，海運視陸省什七，雖有漂溺患，然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利害亦相當。宜訪素知海道者，講求勘視。”其說未行。弘治五年，河決金龍口，有請復海運者，朝議弗是。

　　嘉靖二年，遮洋總漂糧二萬石，溺死官軍五十馀人。五年停登州造船。二十年，總河王以旂以河道梗澀，言：“海運雖難行，然中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建閘直達安東，南北悉由內(nèi)洋而行，路捷無險，所當講求。”帝以海道迂遠，卻其議。三十八年，遼東巡撫侯汝諒言：“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坨桑、姜女墳、桃花島皆可灣泊。”部覆行之。四十五年，順天巡撫耿隨朝勘海道，自永平西下海，百四十五里至紀各莊，又四百二十六里至天津，皆傍岸行舟。其間開洋百二十里，有建河、糧河、小沽、大沽河可避風。初允其議，尋以御史劉翾疏沮而罷。是年，從給事中胡應嘉言，革遮洋總。

　　隆慶五年，徐、邳河淤，從給事中宋良佐言，復設遮洋總，存海運遺意。山東巡撫梁夢龍極論海運之利，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島人商賈所出入。臣遣卒自淮、膠各運米麥至天津，無不利者。淮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舟由近洋，島嶼聯(lián)絡，雖風可依，視殷明略故道甚安便。五月前風順而柔，此時出海可保無虞。”命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俾夢龍行之。

　　六年，王宗沐督漕，請行海運。詔令運十二萬石自淮入海。其道，由云梯關東北歷鷹游山、安東衛(wèi)、石臼所、夏河所、齊堂島、靈山衛(wèi)、古鎮(zhèn)、膠州、鰲山衛(wèi)、大嵩衛(wèi)、行村寨，皆海面。自海洋所歷竹島、寧津所、靖海衛(wèi)，東北轉(zhuǎn)成山衛(wèi)、劉公島、威海衛(wèi)，西歷寧海衛(wèi)，皆海面。自福山之罘島至登州城北新海口沙門等島，西歷桑島、〈山母〉屺島，自〈山母〉屺西歷三山島、芙蓉島、萊州大洋、海倉口；自海倉西歷淮河海口、魚兒鋪，西北歷侯鎮(zhèn)店、唐頭塞；自侯鎮(zhèn)西北大清河、小清河海口，乞溝河入直沽，抵天津衛(wèi)。凡三千三百九十里。

　　萬歷元年，即墨福山島壞糧運七艘，漂米數(shù)千石，溺軍丁十五人。給事、御史交章論其失，罷不復行。二十五年，倭寇作，自登州運糧給朝鮮軍。山東副使於仁廉復言：“餉遼莫如海運，海運莫如登、萊。蓋登、萊度金州六七百里，至旅順口僅五百馀里，順風揚帆一二日可至。又有沙門、鼉磯、皇城等島居其中，天設水遞，止宿避風。惟皇城至旅順二百里差遠，得便風不半日可度也。若天津至遼，則大洋無泊；淮安至膠州，雖僅三百里，而由膠至登千里而遙，礁礙難行。惟登、萊濟遼，勢便而事易。”時頗以其議為然，而未行也。四十六年，山東巡撫李長庚奏行海運，特設戶部侍郎一人督之，事具《長庚傳》。

　　崇禎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揚為內(nèi)閣中書，復陳海運之便，且輯《海運書》五卷進呈。命造海舟試之。廷揚乘二舟，載米數(shù)百石，十三年六月朔，由淮安出海，望日抵天津。守風者五日，行僅一旬。帝大喜，加廷揚戶部郎中，命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度。山東副總兵黃蔭恩亦上海運九議，帝即令督海運。先是，寧遠軍餉率用天津船赴登州，候東南風轉(zhuǎn)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風轉(zhuǎn)至寧遠。廷揚自登州直輸寧遠，省費多。尋命赴淮安經(jīng)理海運，為督漕侍郎朱大典所沮，乃命易駐登州，領寧遠餉務。十六年加光祿少卿。福王時，命廷揚以海舟防江，尋命兼理糧務。南都既失，廷揚崎嶇唐、魯二王間以死。

　　當嘉靖中，廷臣紛紛議復海運，漕運總兵官萬表言：“在昔海運，歲溺不止十萬。載米之舟，駕船之卒，統(tǒng)卒之官，皆所不免。今人策海運輒主丘浚之論，非達於事者也。”

譯文及注釋

　　長江南面的運河，從杭州北郭務到謝村北面，有十二里洋，有塘棲，德清之水流入其中。

　　越過北陸橋進入崇德地界，經(jīng)過松老到達高新橋，海鹽支河通到運河。

　　繞過崇德城南，轉(zhuǎn)而向東北，到達小高陽橋束面，經(jīng)過石門塘，轉(zhuǎn)而向東，是王灣。

　　到了卑林，水深的地方達到一丈。

　　經(jīng)過永新，進入秀水地界，越過陡門鎮(zhèn)，向北為分鄉(xiāng)鋪，稍稍向東為繡塔。

　　向北經(jīng)由嘉興城西轉(zhuǎn)而再向北流，出了杉青三處閘門，到達王江涇鎮(zhèn)，松江運輸?shù)拇瑥氖鴣頃嫌诖恕?/p>

　　向北是平望驛，向東到達鶯脰湖，湖州運輸船從西出于新興橋會合于此。

　　向北到松陵驛，經(jīng)由昊江到三里橋，向北有震澤，向南有黃天蕩，水勢浩大，夾浦橋多次修建。

　　向北經(jīng)過蘇州城東鲇魚口，河水經(jīng)由盤塘流入其中。

　　向北到達楓橋，從射瀆經(jīng)過游墅關，經(jīng)過白鶴鋪，是長洲、無錫兩邑的地界。

　　錫山驛水深僅可浮瓦礫。

　　經(jīng)過黃埠，到達洛社橋，江陰九里河的水與此相通。

　　西北為常州，漕河從前穿城而過，從柬水門進，經(jīng)由西水門出去。

　　嘉靖末年，為防御倭寇入侵，改從南城護城河經(jīng)過。

　　江陰，順著塘河水經(jīng)由城柬通過丁堰，沙子湖在它的西南，宜興鍾溪的水流入其中。

　　又向西，直瀆水流入其中，又向西是奔牛、呂城二閘門，常州、鎮(zhèn)江地界于其中，都有月河來輔助控制和排泄，后來一并廢棄。

　　它的南面是金壇河，溧陽、高淳的水出于此。

　　丹陽南二十里是陵口，向北二十五里是黃泥壩，從前都建置有閘門。

　　練湖水高于漕河數(shù)丈，一處經(jīng)由三思橋，一處經(jīng)由仁智橋，都流入運河。

　　向北經(jīng)過丹徒鎮(zhèn)，有獵婆灘多細軟的浮沙。

　　丹徒以上的漕運河道，根據(jù)江水的漲落而或盈或涸。

　　經(jīng)過鎮(zhèn)江，出京口閘，閘外沙堤綿延二十丈，可以藏舟避風，從這里泛舟于長江，與瓜步相對。

　　從北郭到京口首尾八百余里，全都是平穩(wěn)水流。

　　經(jīng)過嘉興和蘇州，眾多水流所聚集，到常州以西，地勢逐漸高仰，水淺容易排泄，漲滿和干涸不固定，時而疏通時而堵塞，常常同時取道孟瀆、德勝兩河，向東泛舟于大江，以到達揚州、泰州。

　　洪武二十六年，曾經(jīng)命令崇山侯李新開通溧水胭脂河，用來通暢浙江漕運，避免丹陽運送物資和大江風浪的危險。

　　而三昊的谷糧，必定經(jīng)由常州、鎮(zhèn)江。

　　三十一年，疏浚奔牛、呂城二壩河道。

　　丞樂年間，修筑練湖堤岸。

　　就命令通政張跶調(diào)集民工十萬，疏通常州孟瀆河，又疏通蘭陵溝，往北到達孟瀆河閘，六干余丈，往南到達奔牛鎮(zhèn)，一千二百余文。

　　隨后又疏通鎮(zhèn)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使到達長江。

　　漕運之船從奔牛逆行于京口，河水干枯就改道從垂遺往右直奔瓜洲，到達白塔，以此為常規(guī)。

　　童德六年，依從武進百姓的請求，疏通德勝新河四十里。

　　八年，工程竣工。

　　漕運之船從德勝北進入長江，直達泰興的北新河。

　　從泰州壩到達揚子灣進入漕河，比照經(jīng)由白塔來更加方便。

　　于是，漕河及孟瀆、德勝三河一起暢通，都可以通航運輸了。

　　正統(tǒng)元年，朝廷大臣上奏說：“從新港到奔牛，漕河一百五十里，從前有水車卷起長江潮水灌注其中，通行船只灌溉田地。

　　請求支付官府之錢購置水車。”詔令允許。

　　然而，三河的入江口處，都是由低而高，其水也是輪換漲滿和退落。

　　八年，武進百姓請求疏通德勝及北新河。

　　浙江都司蕭華則請求疏通孟瀆。

　　巡撫周忱決定疏浚兩河，而停止北新的筑壩。

　　白塔河的大橋閘按時開關，而常州、鎮(zhèn)江漕河也疏通了。

　　景泰年間，漕河又被淤塞，于是，導引漕運船只全部經(jīng)由孟演。

　　三年，御史練綱說：“漕運船只從夏港和孟濱到長江，逆水行駛?cè)倮铮u到達瓜洲。

　　德勝正對北新，而白塔又與孟瀆斜對，從這里兩岸橫渡很近，應當大力疏通淤塞。”皇帝命令尚書石璞處置。

　　適逢有人請求開通鎮(zhèn)江七里港，導引金山往上流到達丹陽，用來避免孟瀆險阻。

　　鎮(zhèn)江知府林雞認為迂回水道多石頭，毀壞百姓田地墳墓多，應當疏通京口閘、甘露壩，河道里程不遠，人力物力減省。

　　于是依從林雞的主張。

　　浙江參政胡清又想放棄新港、奔牛等壩，修建石閘來蓄積泉水。

　　也依從他的請求。

　　而疏通德勝河與開通港口的主張一起停止。

　　然而，石閘雖然建立，蓄水卻不能多得，漕運船只仍然進入孟瀆。

　　天順元年，尚寶少卿凌信說，糧船經(jīng)過鎮(zhèn)江里河最焉便利。

　　皇帝認為對，命令糧儲河道都御史李秉開通七里港口，導引長江水注入其中，并且疏通奔午、新港的淤塞。

　　巡撫崔恭又請求增建五處閘門。

　　到成化四年，建閘工程纔完成。

　　于是，漕運船只全部經(jīng)由里河，其它進入二河的船，返空的船和其它船而已。

　　制定制度，孟瀆河口與瓜、儀各港都是三年進行一次疏浚。

　　孟瀆河寬廣不很淤塞，里河不久就干枯了，則又改道從孟瀆。

　　弘治十七年，工部大臣又陳述夏港、孟瀆速道航行大江的害處，請求趕快疏通京口淤塞，然后導引練湖水灌注其中。

　　詔令迅速施行。

　　正德二年，又開通白塔河和江口、大橋、潘家、通江四閘。

　　十四年，依從督漕都御史臧鳳的計策，疏通常州上下里河，漕運船只暢通無阻五十余年。

　　萬歷元年，漕河又漸漸干涸，再一次疏通它。

　　歲貢生許汝愚上奏說：“建國之初設立四座閘門：叫做京口、丹徒的，防止三江水的干枯；叫做呂城、奔牛的，防止五湖水的排泄。

　　從丹陽到鎮(zhèn)江蓄積成為湖的有三處：叫做練湖、焦子、杜墅。

　　時間一久，居住的百姓侵占為田耕種，焦、杜二湖全部干涸，勉強保存練湖，還是有被侵占的。

　　因而四座閘門全都是空設了。

　　請求疏通三湖原來的地方來通行漕運。”總河傅希摯說：“練湖已經(jīng)疏通，然而，焦子、杜墅水源很少，沒有益處。”他的主張于是停止。

　　不久，練湖又淤淺。

　　萬歷五年，御史郭思極、陳世寶先后請求恢復練湖，疏通孟瀆。

　　然而，給事中湯聘尹則請求在京口旁邊另外修建一座閘門，導引長江水向內(nèi)注入，潮水上漲就打開，退落就關閉。

　　御史尹良任又說：“孟瀆通過長江流入黃家港，水面雖然廣闊，長江水流很平穩(wěn)，從這里到達泰興而又到達灣頭、高郵只有二百余里，可以避免瓜、儀不可揣測的災難。

　　至于京口往北通過金山而下，水上遇風有被淹沒的災難，應當挖深甘露港兩岸的洲田十余里，以便利于返回般只停泊。”御史林應訓又說：“從萬綠橋到孟瀆，兩岸山勢峻峭，雨水大了容易垮塌，并且畏江潮水涌起泥沙，淤塞難免。

　　應當在萬綠橋、黃連樹各建閘門用來幫助積蓄與排放。”又說：“練湖自從西晉陳敏阻遏馬林溪水，導引長山八十四溪的水來灌溉云陽，堤命名為練塘，又叫做練河，總共四十里左右。

　　環(huán)繞湖邊建立涵洞十三處。

　　宋紹興年問，中間設置橫堤，分為上下湖，建立上、中、下三處閘門。

　　八十四溪的水開始經(jīng)過辰溪沖入上湖，再經(jīng)由三處閘門轉(zhuǎn)流入下湖。

　　洪武年問，因為運道有阻滯，靠著下湖東堤建立三處閘門，憑借湖水來拯濟運道，后來就逐漸被堵塞。

　　現(xiàn)在，應當完全除去侵占，再疏浚為湖。

　　上湖四邊夾著小山，下湖東北邊臨近河道，原堤完整牢固，祇應當修補中間缺口，并且在西南增筑堤，與東北堤岸相對應。

　　至于三處閘門，只有靠近湖的上閘門還是像原先那樣，應當增建中、下二閘門，再建立堿水閘二座，界于巾、下二閘門之間。

　　共除去土地五千多畝，堵塞沿著堤岸私自設立的涵洞，只保存其原來的十三處，用來排放湖水。

　　冬春就關閉，不能私自打開。

　　因為練湖沒有了水源，只有依賴于蓄積，增筑堤岸打開閘門，湖水常常有余，然后可以用來補濟運道。

　　臣親自查驗上湖地勢高仰，這是八十四溪之水流入上湖的來由，害怕它容易泄漏；下湖地勢平坦寬廣，僅僅高于漕河幾尺，又常常害怕它不充滿。

　　真正使湖水充足堤岸堅固，就應該隨時灌注它，河流就有全力供運輸行船了。”都下交主管部門斟酌商議。

　　萬歷十三年，鎮(zhèn)江知府昊搦謙又說：“練湖中堤應當命令有關部門在春初就進行修治，以防止被沖垮，并且禁止有勢力的豪強侵占。”依從他的主張。

　　十七年，疏通武進橫林漕河。

　　塞禎元年，疏通京口漕河。

　　五年，太常少卿姜志禮建言《漕河議》，說：“神廟初年，臣的先人姜寶撰寫《漕河議》，當權(quán)者采納施行，沒有開辟河道而能拯濟運河二十多年。

　　后來又租佃湖地妨礙運河，每年都要受疏浚運道的拖累。

　　年老有識的人說，‘京口閘底與虎丘塔頂齊平’，從這可以知道挖河毫無益處，積聚湖水最為重要。

　　現(xiàn)在，應當革除租佃，修建閘門，并且加高上下湖周圍的小土堤，蓄積水使湖加深。

　　況且，漕河閘座不僅僅是京日、呂城、新閘、奔牛數(shù)處而已，陵口、尹公橋、黃泥壩、新豐、大犢山處處有閘座，全都已廢棄，全都應當修建。

　　而運道支流如武進洞子河、連江橋河、扁擔河，丹陽簡橋河、陳家橋河、七里橋河、丁議河、越瀆河，滕村溪的大壩頭，丹陽甘露港南的小閘口，都應該趕快修整。

　　到了奔牛、呂城的北邊，各建立減水閘。

　　每年十月，用土填塞堅實，商船民船全部令其回繞堤壩。

　　這都是所應當遵循的舊規(guī)。

　　近來，有人想開通九曲河，使運輪船只直接從泡港閘出于長江，直達揚子橋，以避免瓜洲開閘滯留的情況，試行以后施行是可以的。

　　返空糧船及官船，應當從長江通行，并且，在河莊建立閘門進行開關。

　　多處工程一起施行，漕運之事就很容易了。”其主張最終沒有施行。

　　壟漕，是指湖廣漕運船只從漢水、沔水往下到潯陽，江西漕運船只出章江、鄱陽，然后在湖口會合，和南直隸寧、太、池、安、江寧、廣德的船只，一起在大江航行，進入儀真通江閘，然后逆行于淮、揚進入閘河。

　　瓜洲、儀真之間，是運道的最關鍵之處。

　　洪武年間，運送軍糧供應遼東兵士，從儀真往上到淮安，經(jīng)由鹽城泛舟在海上航行；運送軍糧供應梁州、晉州的，也從儀真到淮安，回繞堤壩進入淮河。

　　長江口建立堤壩修建閘門，總共十三處。

　　疏浚揚子橋河到黃泥灣九千多丈。

　　永樂年間，疏浚儀真清江壩、下水港及夾港河，修筑沿江堤岸。

　　洪熙元年，疏浚儀真壩河，以后，規(guī)定制度，儀真壩往下到黃泥灘、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的孟瀆河全都每三年進行一次疏浚。

　　宣德年問，依從侍郎趙新、御史陳祚的請求，疏浚黃泥灘、清江閘。

　　成化年間，在儀真修建閘門連接長江河港的有三處，汀都蓄留潮水連接長江的閘門有二處。

　　不久，連接長江河港的三處被堵塞。

　　弘治初年，又開通它，不久，又在總港口修建閘門蓄積河水。

　　儀真、江都二縣之間，有官塘五處，修筑閘門蓄水，用來灌溉百姓田地，有財有勢的人強占去把它作為家業(yè)，真、揚之間運道阻塞。

　　嘉靖二午，御史秦鈸請求恢復五處官塘。

　　依從他的請求。

　　萬歷五年，御史陳世寶說：“儀真江口，距離閘門太遠，請在上下十數(shù)丈左右增建二座閘門，根據(jù)湖水增減而開關，以便攔截出長江的船只，全都使其進入閘門，或許能避免滯留。”奏疏上呈，議定施行。

　　自塔河，在泰州。

　　往上通到邵伯，往下連接大江，斜對常州孟演河與泰興北新河，都是浙江漕河的支河道。

　　從陳管開始開通。

　　宣德年問，依從趙新、陳祚的請求，命令陳瑝役使民工四萬五千余人疏通它，建立新閘、潘家莊、大橋、江口四座閘門。

　　正統(tǒng)四年，河水沖破堤防，閘門被堵塞，都督武興因此關閉不用，仍然從瓜洲回繞堤壩。

　　瓜洲的堤壩，洪武年間所修筑，總共十五處，排列于東西二港之間。

　　永樂年間，廢棄束壩成廠房，用來儲存木材，只保存西港七壩。

　　漕運船只失去了停船靠岸的地方，多次遭受大風的危險。

　　英宗初年，纔又疏通東港。

　　不久，巡撫周忱在白塔河的大橋閘修筑堤壩，按照一定的時間開關，漕運船只逐漸分開航行。

　　自從鎮(zhèn)江襄河開通，漕運船只出甘露、新港，直接渡過瓜洲；然而白塔、北新，都因為長玨路途危險遙遠，舍棄而不經(jīng)由那里。

　　衛(wèi)漕，就是衛(wèi)河。

　　源出于河南輝縣，到達臨清與會通河匯合，往北到達天津。

　　從臨清以北都稱為衛(wèi)河。

　　詳情都記載于本《河渠志》。

　　白漕，就是通濟河。

　　源出于北方邊境地區(qū)，經(jīng)過密云縣霧靈山，成為潮河川。

　　而富河、罾口河、七渡河、桑干河、三里河都匯合于此，名叫白河。

　　往南流經(jīng)通州，匯合通惠及榆、渾各河，也叫潞河。

　　三百六十里，到達直沽匯合衛(wèi)河流入大海，依靠它來暢通漕運。

　　楊村以北，其水勢居高流下，如高屋建瓴，河底多淤沙。

　　夏秋洪水來臨苦于水淹，冬春河水細小苦于不通暢。

　　沖毀堤防、改道不定大致與黃河相同。

　　更兒渡，在武清、通州之間，是格外重要的地方。

　　從永樂到成化初年，一共八次潰決，便派遣民工修筑堤岸。

　　然而，正統(tǒng)元年的決堤，造成的災害格外嚴重，專門敕令太監(jiān)沐敬、安逮侯柳溥、尚書李友直根據(jù)情況籌劃安排，派遣五個軍營的兵士五萬人及民工一萬人修筑演決的堤岸。

　　又命令武進怕朱冕、尚書昊中役使五萬人，離河璽整二十里處開鑿河道一條，導引白水流入其中。

　　二處工程一起竣工，人們都很便利，賜予河名叫做通濟，賜予河神叫做通濟河神。

　　在此之前，永樂二十一年，修筑通州到直沽的河岸，有被沖決的，隨時修筑作為常規(guī)。

　　等到通濟河完成，決堤而修筑好的也有多次。

　　萬歷三十一年，依從工部的主張，挖通通州到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挖沙土便在兩岸筑堤，用文字寫定著為命令。

　　大通河，是元郭守敬所開鑿。

　　從大通橋往東行，到達通州高麗莊，與白河匯合，到達直沽，匯合衛(wèi)河流入大海，長一百六十多里。

　　每隔十里建立一座閘門，蓄積水流拯濟運道，其名叫做通惠。

　　又因為白河、榆河、渾河合流，也叫做潞河。

　　洪武年問逐漸廢棄。

　　丞樂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說：“宛平昌平西湖、景柬牛欄莊及青龍華家甕山三處閘門，被水沖決堤岸。”命令派遣軍民進行修治。

　　第二年又說：“從西湖、景束到通流，共計七處閘門，河道淤塞。

　　從昌平東南的白浮村到西湖、景束流水河口一百里，應當增設十二處閘門。”依從其主張。

　　不久，閘門全都被堵塞，不再通行船只。

　　成化年問，漕運總兵官楊茂說：“每年從張家灣停止用船運糧，再用車轉(zhuǎn)運到京都，雇金不可估量。

　　舊通惠河石閘門還存在，深二尺左右，修建閘門蓄積水流，用小船分載轉(zhuǎn)運很便利。”又有主張在三里河從張家灣畑墩橋以西疏通河流停靠船只的。

　　下交朝廷大臣集中商議，派遣尚書楊鼎、侍郎喬毅觀察測量。

　　上奏說：“原先有閘門二十四座，通水行船。

　　但是，元朝時水在宮廷圍墻之外，船只能夠進入城內(nèi)海子灣。

　　現(xiàn)在，水從皇城金水河流出，原先的河道不能再通行。

　　并且，元時人導引白浮泉往西逆流，現(xiàn)在經(jīng)過皇陵，擔心妨礙地脈。

　　又一畝泉經(jīng)過白羊口山溝，兩條水流被沖斷很難導引。

　　麗城南三里河原先役有河流的源頭，正統(tǒng)年問修筑護城河，擔心雨水多了河水泛濫，于是，開通正陽橋東南低下之地，打開護城河口來排放河水，纔有三里河之名。

　　從護城河口八里，開始連接渾河。

　　原先，渠道兩岸多有廬墓，水淺河窄，又必須增引另外的水流來貫通。

　　如西湖草橋源出于玉匠局、馬跑等地，泉水不深水流不遠。

　　元人曾經(jīng)引用金口水，其水洶涌淹沒百姓房屋，因此隨即就廢棄。

　　只有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全都出于西北，順著山腳流行，可以導引流入西湖。

　　請求開通西湖的水源，關閉分流湖水的清龍閘，導引各泉水從高梁河，分流其二分之一經(jīng)由金水河流出，其余則從都城外護城河流轉(zhuǎn)，在正陽門束面匯合。

　　城外護城河暫且關閉，使其不要流入三里河合流。

　　大通橋閘河隨著旱澇而開關，那么，船只就能夠靠近糧倉，非常便利。”皇帝依從他的主張。

　　剛剛派遣兵士役夫九萬人進行修治疏通，適逢有災異發(fā)生，詔令停止各處勞役。

　　主管部門認為漕運之事重大，于是，命令四萬人疏通城外護城河，而西山、玉泉以及到張家灣河道，也已經(jīng)從中得到好處了。

　　過了五年，于是詔令平江伯陳銳，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資和王詔督促漕運兵士疏通通惠河，依照楊鼎、喬毅前面的主張。

　　第二年六月，工程竣工，從大通橋到張家灣渾河口六十多里，疏通泉水三處，增建閘門四座，漕運船只逐漸暢通。

　　然而，元朝時所導引的昌平三處泉水全被斷絕不流通，僅僅導引一西湖之水，又只分流其中二分之一，河道狹窄容易被盜開而河水干涸。

　　不到兩年，像原先那樣不通暢。

　　正德二年，曾經(jīng)疏通過一次，并且，修治大通橋到通州閘十二處，攔河壩四十一處。

　　嘉靖六年，御史昊仲說：“通惠河屢次經(jīng)過修復，都被有權(quán)有勢的人所阻止。

　　祇是通流等八處閘門遺跡還在，憑借遺跡而修成它，成功很容易，每年可以節(jié)省車費二十多萬。

　　而且歷代漕運都是到達京師，沒有把儲藏的國糧儲備在五十里以外的情況。”皇帝心里認為這樣對，命令侍郎王軏、何詔及昊仲共同觀察測量。

　　王軏等說：“大通橋地勢高于白河六丈多，假若挖深到七丈，導引白河到達京城，各處閘門可以全部取消，然而，不容易議定。

　　計劃祇是疏通修治河閘，但是，通流閘在通州舊城中，經(jīng)過二處永門，南浦、土橋、廣利三座閘門都在街市，不便于轉(zhuǎn)運。

　　只有白河靠近舊小河廢壩西邊，不足一里就到堰水小壩，應當修筑它，使其通到普濟閘，可以省去四座閘門兩座城門轉(zhuǎn)運之力。”然而，尚書桂萼說不方便，請求改修三里河。

　　皇帝交付他的奏章給大學士楊一清、張璁。

　　楊一清說：“利用舊閘門使用轉(zhuǎn)運的辦法，省去運糧軍的辛勞和耗費，應當決斷施行這個辦法。”張璁也說：“這是一勞永逸的辦法，桂萼所說的辦法耗費多成功困難。”皇帝就拒絕了桂萼的主張。

　　第二年六月，昊仲報告河道修成，接著上疏陳述五件事，說：“大通橋到通州石壩，地勢高出四丈，流沙容易淤積，應當隨時加以疏通修治。

　　管河主事應當專門委任，不要讓他兼管其它事情。

　　官吏和管理閘門的人因為停止運輸而被裁減的，應當恢復到原先的人數(shù)。

　　慶豐上閘、平津中閘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使用，應當改建通州西水關之外。

　　駁船制造費用以及每年的修治，都應當酌情處理。”皇帝認為前朝多次勘測施行都沒有達到成功，昊仲等經(jīng)過四個月治理工程就成功，詔令給予獎賞，全部依從他的請求。

　　昊仲又請求保留督工郎中何棟專門管理這件事，作為長久之計。

　　依從他的請求。

　　九年，提升何棟為右通政，仍然管理通惠河河道。

　　這時，昊仲出任處州知府，進獻所編撰的《通惠河志》。

　　皇帝命令送到史館，搜集編入《會典》，并且頒布工部刊行。

　　從此以后，漕運船只直達京城，直到明朝末年。

　　百姓思念昊仲的功德，在通州修建祠廟祭祀他。

　　薊州河，是運送薊州軍糧的河道。

　　明朝初年，海運軍糧到薊州。

　　天順二年，大河衛(wèi)百戶閔恭說：“南京同直隸各衛(wèi)，每年用旗軍運送軍糧三萬石到薊州等衛(wèi)糧倉，越過大海七十多里，風浪危險可怕。

　　新開通的沽河，北面對著薊州，正好與水套、沽河相對，南北相距四十多里而路途徑直，并且水深，這中間阻擋隔絕的地方只有四分之一，假若開通溝渠用來運輸軍糧，可以沒有海運的憂患。”下交總兵都督宋勝、巡按御史李敏巡行視察可否施行。

　　宋勝等說很方便。

　　于是開通直沽河。

　　寬五丈，深一丈五尺。

　　成化二年第一次疏浚，二十年再次疏浚，并且疏通鴉鴻橋河道，建立豐潤縣海運軍糧儲藏糧倉。

　　正德十六年，運糧指揮王瓚說：“直沽東北的新河，轉(zhuǎn)運薊州軍糧，河流水淺，潮水到達纔可以行駛船只。

　　邊關常常缺乏軍糧，應當疏通使其水深河寬。”依從他的主張。

　　原先，新河每隔三年疏通一次。

　　嘉靖元年，改為每隔二年疏通一次，將其作為常規(guī)。

　　十七年，疏通殷留莊大口到舊倉店一百一十六里。

　　豐潤環(huán)香河，疏通于成化年問，運送糧食十多萬石，供給薊州東路的軍隊。

　　后來，因堵塞而廢棄，軍糧改由薊州供給，很不方便。

　　嘉靖四十五年，依從御史鮑承蔭的請求，恢復它，并且建立三座閘門在北濟、張官屯、鴉鴻橋，用來蓄積水流。

　　旦平河，是運送各守護皇陵官兵軍糧的水道。

　　起于鞏華城外安濟橋，到達通州渡口。

　　長一百四十五里，其中淤塞水淺三十里很難行駛。

　　隆慶六年，大力疏浚，運送給長陵等八衛(wèi)軍隊每月軍糧四萬石，于是完成流通。

　　萬歷元年，又疏通鞏華城外的舊河道。

　　海運，開始于元至元年間。

　　伯顏任用朱清、張管運輸糧食到京城，僅僅四萬多石。

　　這以后一天天增多，達到三百多萬石。

　　當初，海運航道一萬三千多里，最危險可怕，隨后，開辟新的航道，稍微捷近。

　　后來，殷明略又開通新的航道，尤其方便。

　　然而，都出于大海，如果風向有利，從浙江西到達京師不超過十天，但是，傾覆損失太多。

　　洪武元年，太祖命令湯和制造海船，運送軍糧供給北征的兵士。

　　天下安定以后，征召水工運送萊州洋海倉儲的糧食以供給永平。

　　后來，速左及其以北多次用兵，于是，靖海侯昊禎、延安侯唐勝宗、航海侯張赫、舳臚侯朱壽先后轉(zhuǎn)運遼東的軍糧，把它作為常規(guī)。

　　督促江蘇、浙江靠近海邊的衛(wèi)軍大船一百余艘，運送軍糧數(shù)十萬石。

　　賜給將校以下綺帛、胡椒、蘇木、錢鈔各有差別，役夫便免除其家一年的賦稅，淹死的人優(yōu)厚撫恤。

　　三十年，因為遼塞軍糧有盈余，只足命令遼東兵士在駐地耕種其地，從而停止海運。

　　丞樂元年，平江伯陳逭督促海運運糧四十九萬余石，供應北京、遼東。

　　二年，因為海運只能到達直沽，另用小船轉(zhuǎn)運到京城，命令在天津設置露天糧囤一千四百所，用來擴大儲蓄。

　　四年，決定海運陸運同時運輸。

　　陳瓊每年運糧一百萬石，在直沽尹兒灣城修建百萬石倉。

　　天津衛(wèi)籍兵一萬人駐守。

　　到這時，命令江南糧食一部分經(jīng)由海運，一部分經(jīng)由淮河、黃河，再陸運到衛(wèi)河，進入通州，把它作為常規(guī)。

　　陳壇上奏說：“嘉定靠近海邊，正當長江水流的要沖，地勢平坦，沒有大山高地。

　　海船停泊，有的遇到大風大浪，碰到堅石擱淺就損壞。

　　應當在青浦用土筑成小山，樹立險情標志，使駕船的人知道有所避免，而海上險要之處不會成為災難。”詔令依從他的奏請。

　　十年九月，工程竣工。

　　方圓一百丈，高三十余丈。

　　賜名叫寶山。

　　皇帝撰寫碑文記其事。

　　丞樂十三年五月，又停止海運，只保存一個遮洋總，運送供給遼束、薊州的糧食。

　　正統(tǒng)十三年，削減登州衛(wèi)海船，將一百艘堿焉十八艘，用五艘運送青州、萊州、登州的布花鈔錠十二萬余斤，每年賜給遼東兵士。

　　成化二十三年，侍郎丘浚呈上《大學衍義補》，請求尋找海運故道，與河運同時進行，大致是說：“海船一艘裝運千石，大略相當于河船三只的裝運量，使用的運糧兵大量減少。

　　河運比起陸運的費用減省十分之三，海運比起陸運減省十分之七，即使有被淹沒的災難，然而滅省牽引役卒的辛勞、駁船撈淺的費用，以及順著次序的守護，利與害也相抵。

　　應當尋求一向懂得海運的人，請求探測考察。”他的主張沒有施行。

　　弘治五年，黃河在金龍口決堤，有人請求恢復海運，朝廷議定不同意。

　　嘉靖二年，遮洋總漂役軍糧二萬石，淹死官軍五十余人。

　　五年，停止登州造船。

　　嘉靖二十年，總河王以旃因為河道阻塞，說：“海運雖然難以行駛，然而，中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建閘直達安束，南北全從內(nèi)洋通行，道路捷近又無危險，所以應當重視。”壘帝認為海上運道迂回，拒絕了他的建議。

　　嘉靖三十八年，遼東巡撫侯汝諒說：“天津進入遼東之路，從海口到右屯河通堡不到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坨桑、姜女墳、桃花島都可以進港灣停泊。”工部回復可以施行。

　　四十五年，順天巡撫耿隨朝探測海上運道，從永平西面下海，一百四十五里到紀各莊，又四百二十六里到天津，都是靠近海岸行船。

　　其間開洋一百二十里，有建河、糧河、小沽、大沽河可以避風。

　　開始，允許他的主張，不久，因為御史劉翱上奏阻止而罷除。

　　這年，依從給事中胡應嘉的計策，革除遮洋總。

　　隆慶五年，徐州、邳州河流淤塞，依從給事中宋良佐的計策，又設置遮洋總，保存海運遺意。

　　山東巡撫梁夢龍極力論述海運的便利，說：“海運之道南從淮安到膠州，北從天津到海倉，是島人商人出入之地。

　　臣派遣士卒從淮安、膠州各運米麥到天津，沒有不順利的。

　　淮安到天津三千三百里，風順，二十天就可以到達。

　　船經(jīng)由近洋，島嶼連綿，即使遇大風可以依傍，比起殷明略故道更安全方便。

　　五月之前，風順而又濕和，此時出海可以保證無憂慮。”命令酌量撥出附近地區(qū)漕糧十二萬石，使梁夢龍施行此事。

　　隆慶六年，王宗沐督促漕運，請求施行海運。

　　韶令運送十二萬石糧從淮河入海。

　　這條運道，從云梯關往東北經(jīng)過鷹游山、安柬衛(wèi)、石臼所、夏河所、齊堂島、靈山衛(wèi)、古鎮(zhèn)、膠州、鰲山衛(wèi)、大嵩衛(wèi)、行村寨，全都經(jīng)過海面。

　　從海洋所經(jīng)過竹島、寧津所、靖海衛(wèi)，往東北轉(zhuǎn)向到成山衛(wèi)、劉公島、威海衛(wèi)，往西經(jīng)過寧海衛(wèi)，全都經(jīng)過海面。

　　從福山之罘島到登州城北新海口沙門等島，往西經(jīng)過桑島、坶屺島；從坶屺向西經(jīng)過三山島、芙蓉島、萊州大洋、海倉口；從海倉向西經(jīng)過淮河海口、魚兒鋪，住西北經(jīng)過侯鎮(zhèn)店、唐頭塞；從侯鎮(zhèn)西北的大清河、小清河海口，乞溝河進入直沽，到達天津衛(wèi)。

　　總共三千三百九十里。

　　萬歷元年，即墨福山島毀壞運糧船七只，沉沒谷米數(shù)千石，淹死士兵十五人。

　　給事、御史一起上奏章糾彈其過失，停止不再施行。

　　二十五年，倭寇興起，從登州運糧供給進入朝鮮的兵士。

　　山東副使于仕廉又說：“運送軍糧到遼東不如經(jīng)海運，海運不如經(jīng)登州、萊州。

　　登州、萊州渡過金州六七百里，到旅順口只有五百余里，順風揚帆一二日就可以到達。

　　又有沙門、灶磯、皇城等島處于其中，天然設立海水傳送，停留住宿可避海風。

　　由于皇城到旅順二百里略遠，得到順風不足半日就可以渡過。

　　假若從天津到遼東，則大洋無停泊之處；淮安到膠州，雖然只有三百里，但從膠州到登州千里之逮，礁石阻礙難以行駛。

　　只有從登州、萊州渡海到遼東，水勢便利而運輸容易。”當時，全都認為他的主張是對的，然而沒有施行。

　　四十六年，山東巡撫李長庚奏請施行海運，特地設立戶部侍郎一人督促這事，其事具載于《李長庚傳》。

　　塞禎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揚擔任內(nèi)閣中書，又陳述海運的方便，并且輯錄《海運書》五卷進呈。

　　命令制造海船試用。

　　廷揚駕駛二只海船，裝運米糧數(shù)百石，十三年六月初一，從淮安出海，十五日到達天津。

　　等侯適當?shù)娘L勢用了五日，運行僅僅十天。

　　皇帝很高興，提升沈廷揚戶部郎中，命令前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謀劃。

　　山東副總兵黃蔭恩也上奏海運的九條意見，皇帝立即命令他監(jiān)督海運。

　　在此之前，寧遠的軍糧都是用天津船運到登州，等待東南風轉(zhuǎn)運米糧到天津，又等待西南風再轉(zhuǎn)運到寧遠。

　　沈廷揚從登州直接運送到寧逮，節(jié)省費用多。

　　不久，命令他到淮安治理海運，被督漕侍郎朱大典所阻止，還是命令他改駐登州，統(tǒng)領寧速軍糧的事務。

　　十六年，加光祿少卿。

　　福王時期，命令沈廷揚用海船防御長江，不久，又命令他兼理軍糧事務。

　　南都已經(jīng)失去，沈廷揚艱難歷經(jīng)于唐、魯二王之間而死。

　　在嘉靖年間，朝廷大臣紛紛建議恢復海運，漕運總兵官萬表說：“在從前的海運，每年沉沒糧食不止十萬。

　　裝運稻米的船只，駕駛船只的士卒，統(tǒng)領士卒的官吏，都不能幸免。

　　今人謀劃海運總是堅守丘浚的論說，不是通達事理的人。”

參考資料：
1、佚名.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96719000344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