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王道字純甫，號順渠，山東之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山東盜起，欲奉祖母避地江南，疏改應天教授，召為吏部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大學士方獻夫薦其學行淳正，可任宮僚，擢春坊左諭德，引疾辭歸。嘉靖十二年起南京祭酒，明年回籍。二十五年起南太常寺卿，尋陞南戶部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事，又改吏部而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定。
先生所論理氣心性，無不諦當。又論人物之別，皆不錮於先儒之成說，其識見之高明可知。但以孟子執情為性，不足以服諸子。孟子指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即性也。舍情何從見性？情與性不可離，猶理氣之合一也。情者，一氣之流行也，流行而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善，無殘忍刻薄之夾帶，是性也。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先生言情之善，原從性之善而來，但情之善可遷，而性之善不可遷。不知情之遷，遷於外物耳，當其無物之時而發之，何嘗不仍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乎？其不遷也明矣。今必欲於四端之前，求其不可知、不容說者以為性，無乃復錮於成說乎？先生初學於陽明，陽明以心學語之，故先生從事心體，遠有端緒。其后因眾說之淆亂，遂疑而不信。所疑者大端有二，謂致知之說，局於方寸；學問思辨之功，一切棄卻。夫陽明之所以致知者，由學問思辨以致之，其萬死一問思辨也。先生既知心體之大，而以事心者為局心，其亦自相矛盾乎？謂良知是情之動，於本然之體，已落第二義。夫陽明之所謂良知，不曰未發之中乎？以念頭起處，辨其善惡者，此在門弟子之失，而以加之陽明，不受也。先生又從學甘泉，其學亦非師門之旨，今姑附於甘泉之下。
文錄
或問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理氣之別何居？”曰：“奚別之有哉？盈天地間，本一氣而已矣。方其混淪而未判也，名之曰太極。迨夫醞釀既久，升降始分，動而發用者謂之陽，靜而收斂者謂之陰，流行往來而不已，即謂之道。因道之脈胳分明而不紊也，則謂之理。數者名雖不同，本一氣而已矣。”
“理氣不雜不離之說非歟？”曰：“非也。黑白相入曰雜，彼己相判曰離，二也。氣之脈胳分明而不紊者曰理，其為物不二也。雜與離，不可得而言矣。”（《天道說》）
“人物之生，孰形之？”曰：“氣為之形。”“孰性之？”曰：“氣為之性。”曰：“氣為之性也，理何居耶？”曰：“理即氣也，而以為有二乎哉？天地之氣，一陰一陽而已。陰陽之形而上者，謂之道，而人物受之以正其性。陰陽之形而下者，謂之器，而人物分之以范其形。道不離於器，而性即具於形，本一氣而已矣，豈外此更有所謂理，而與氣為偶者耶？”“然則人物之別，何如？”曰：“陰陽也者，運而造化者也。運則不齊，不齊則通塞偏正生焉，通而正者造人，塞而偏者造物。”“人生皆善，而有知愚賢不肖之不同，何也？”曰：“天地之氣，絪縕停滀，流行推蕩，大而一世之否泰，小而一歲之災祥，上而日月之薄蝕，下而山川之崩竭，皆生於運之不齊也。況人於天地間，以有涯之形囿有涯之氣，而其資生資始之時，或適感天地偏陰偏陽，與夫陰陽之乖戾者。則其既生之后，通者有時而或塞，正者有時而或偏，偏有輕重，塞有厚薄，而知愚賢不肖之等分矣。”（《性說》）
自南宋崇尚道學之后，其學未嘗不行於上也，而卒不能收善治之效。未嘗不傳於下也，而卒不見成命世之才。由今觀之，想望慶歷、嘉祐之盛，韓、范、富、歐之風，邈乎不可覿矣。況等而上之乎？（《道學》）
性善之善，不與惡對，與惡對者，情之善也。孟子執情以為性，故雖竭力道性善，終不足以服諸子之口。子由闢之是矣，但欠源頭一句分明耳。蓋情之善，原從性之善而來，但情之善可遷，而性之善不可遷，情之善有對，而性之善無對。今概以為無是無非，是以惡為亦出於性矣。殊欠分曉。（《性善之說》）
為仁之本，是仁之本也。孟子以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意正如此。本者，根也，實亦根也。（《孝弟為仁之本》）
朱子論性，千言萬語，只是一意，大抵謂人與物所稟之理一般，但人之氣清能推，而物之氣濁不能推耳。敢以一言難之，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其氣之清明，視世之常人何如？然常人於四端五典，雖不能全，而亦不至盡廢。四物雖靈，曷嘗見有彷彿於人者哉？就此處觀之，可見人與物之情，合下不同矣。故孟子闢告子以牛犬之性，與人不同，正與此處看得明白耳。（《性學》）
圣人所示學問思辨之功，皆從發明此心，以恢復其廣大高明之本體，所謂如切如磋也。而世儒乃欲以此窮盡天下之理，不知理者，吾心之準則，孟子所謂權度，心為甚者此也。心體茍明，則權度精切，而天下之長短輕重，應之而有余矣，豈待求之於外哉？（《為學》）
所謂物者，指外物而言，即《樂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所謂格者，以捍禦為義，主溫公之說。（《格物》）
“孟子后，千載無真儒”。宋儒有是言，余每讀之戚然。姑就漢一代言之，董、賈兼文學政事之科，蕭、曹、丙、魏，皆有政事之才，遠在季路、冉有之上，而丙又入德行而不優。至於孔明，則兼四科而有之矣。黃叔度不言而化，如愚之流輩也。管幼安龍德而隱居於遼東，一年成邑。陳太丘、荀令君、郭有道、徐孺子皆德行科人，冉、閔之次也。其諸表表，難以悉數。三國人才尤盛，至晉及唐，代不乏人。今一舉而空之曰“無真儒”，嗚呼！悠悠千載，向誰晤語。
宋自慶歷以前，英賢彙出，當時治體，風俗人才，皆淳龐渾厚。於時程、朱未生也，亦曷嘗如長夜，直待程、朱出而后明哉？
孟子曰：“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謂理也，義也。”是義理皆在於心矣。皆在於心而有二名，體用之謂也。今曰在物為義，處物為理，則是用由內出，而體全在外具矣。不知體既在外，用何自出哉？謂之義外之見也亦宜。（以上《批林國輔講余答問》）
天理平鋪於人情物理之間，舜之所以為圣，不過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而已。所貴乎學問之功，正要在日用應酬人物處，觀其會通。動中肯綮，如庖丁解牛，洞無凝滯，然后為得，少有捍格齟齬，即是學力未至，便當反己研求，務要推勘到底，使在我者無毫發之不盡，而后委外之通塞於所遇焉。（《答魏莊渠》）
陽明先生致知之說，大略與孟子察識擴充四端之意相似而實不同。孟子見得道理平實廣大，如論愛牛，便到制民常產，論好色好勇好貨，便到古公、公劉、文、武之事。句句都是事實，所以氣象寬裕，意味深長。陽明先生所見，固存省之一法，然便欲執此以盡。蓋為學工夫大，《易》所謂“學問辨”，《中庸》所謂“學問思辨”，《論語》所謂“博文約禮”，“好古敏求”，“學《詩》學《禮》”，一切棄卻，而曰“為學之道，耑求之心而已”，是幾於執一而廢百矣。
若論道之本體，天大無外，心大亦無外，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渾然一理，何所分別？吾心體會盡天下之理，亦只是全復吾心之所固有而已。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知性知天，卻只在盡心焉得之，則心體之大可想而知矣。今乃欲以方寸之微，念慮之動，局而言之，不幾於不知心乎？不知心而能盡心，不盡心而能知性知天，而曰“圣人之學，吾未之信也”。（以上《答朱守中》）
次陽明詠良知
若把良知當仲尼，太清卻被片云迷。良知止是情之動，未動前頭尚屬疑。
獨知還是有知時，莫認獨知即正知。尋到無知無物處，本來面目卻為誰？
本來面目卻為誰？絕四宣尼定自知。學子欲尋絕四處，不先格物更何為？
孟子良知即四端，乃情之發動處，其以孩提言，正赤子之心，而程子以為已發而未遠於中者也。陽明指此以為圣人之本體，落第二義矣。
格，捍格之義，禦之於外也。物，物交物之物，凡外物皆是也。格物，即孔子所謂克己，孟子所謂寡欲，周子所謂無欲也。格物以致知，猶刮垢以磨光也。物格知至，則垢盡而明見矣。